本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横琴总体发展规划》。规划中最重要的部分在于横琴岛从中央政府层面被批准了其纳入珠海经济特区的地域扩增的计划，但最重要的显然不是最吸引眼球的，媒体的聚光灯普遍照射在“国务院关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对横琴岛澳门大学新校区实施管辖的议案”上，而随着27日，全国人大的一锤定音，官方语境中的“一国两制”再度发散出耀眼的光芒，似乎这样的制度安排对珠澳两地都是好事一桩。那事实果真如此么？
澳门雀跃欢呼 珠海低头沉默
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消息一经出街，澳门政界无不备受鼓舞，立法会议员更是纷纷表态，赞扬中央此举是站在“一国两制”的高度为大珠三角区域合作提供了最佳的制度保障。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珠海一方的低调、沉默却很能说明横琴岛开发背后的问题。
早在今年4月，澳门大学在澳门立法会介绍《澳门大学横琴校园初步设想及规划（草案）》时，就明确提出了从澳门进出校园不应经过边检，且校园与横琴岛上其他部分隔开。《南方都市报》记者为此还给珠海市有关部门打了一圈电话，但普遍的答复是：“牵涉澳门的问题敏感，不好讲”，“探讨一国两制下的澳门大学搬迁横琴之事风险很大”，“这个问题不好评价，可能要留待省和更高层面的机关来统筹”等等之类。
而中新社6月23日发自珠海的通稿也再一次证实了这点：国务院已经同意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将澳门大学迁址到珠海市横琴岛的请求，珠海暂时没有任何部门回应此事，有关政府官员表示，接下来具体协调事情还有很多，暂不方便表态。
那么，为什么一件中央极为重视、人大高调授权、澳门热切期盼的重大举措，珠海却如此冷冰冰地漠视，这种冷淡的态度让人觉得横琴岛开发根本不关珠海的事一样。这就得说到珠海和澳门的历史恩怨与利益纠葛了，更重要的是两地的磨合不佳引发诸多恶性循环，从来不曾被重视，也就谈不上任何形式的解决了。
澳门频频告状 珠海屡吃闷亏
在广东媒体圈有一个传说，那就是不要轻易对一国两制发表意见，要说也可以，只准说正面的溢美之词，一旦有批评言论，不用等宣传部门反应过来处罚，港澳两地的中联办就会立刻打小报告，一状告到京城去。久而久之，广东媒体都自觉养成了不主动触碰港澳话题的自我审查习惯，毕竟斗争讲究的是方法与技巧，面对“逼太紧”的有关部门，也实在犯不着去摸老虎屁股。
中联办这种嚣张跋扈的心态由来已久，但这也与中央对一国两制这个面子维护工程的现实需要密切关联。自回归后，港澳特区的要求，中央是能满足尽量满足，暂时满足不了的，也是创造条件努力兑现。广东省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牺牲了众多民众的利益，来达到中央近乎苛刻的爱港爱澳高标准。
案例一：在2008年全国两会上，四位澳区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关于珠澳尽快实施拱北口岸24小时通关的建议。这件本该由澳门、珠海与中央沟通解决的“小事”会出现在两会的平台上来讨论，这本身就足以证明珠澳之间所谓“融洽的合作”是多么的脆弱不堪。拱北边检站对澳门提出24小时通关，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自然不会表示出任何的不满或拒绝之意。但事实上，此举的落实需要大量增加边防、海关人员，编制可以由中央给，但新增加出的这些公务员的费用负担，就很自然落到了珠海的头上。因为此事完全是澳门单方面提出要求，珠海市希望澳门政府也能共同分担点，然而澳门仗着有中央撑腰，对自己拿钱贴补拱北口岸，这样理所当然应该做的事情，断然拒绝。以至一件“小事”拖了多年，还没解决。
案例二：今年6月11日，在第五届泛珠论坛交通合作磋商会上，澳门特区交通事务局副局长郑岳威主动透露，澳门相关部门正积极与内地对口部门磋商，推动广珠城际轨道与澳门轻轨系统的接驳，有效地将澳门纳入珠三角“一小时生活圈”。不知情的人自然认为，这是推动泛珠三角整合的又一利好消息，却鲜少有人知道珠海的无奈与痛苦。这条广州到珠海的城际轻轨，本来没澳门什么事，但澳门政府眼见轻轨通到了拱北，就盘算着，怎么再拉长点到横琴岛上去。这样将极大方便澳门人进出广州、珠海沿线的各大城市。但，从拱北延伸到横琴的方案，只对澳门一方有利，无论从商业开发，还是建成后的载客量等环节考虑，珠海怎么做都是一笔赔本买卖。可架不住澳门三天两头向中央“撒娇”，于是圣旨不日就下达，珠海党政官员也只能被迫硬着头皮，为澳门“排忧解难”。
除此以外，珠海向澳门供水供电的谈判都遇到过类似“会叫的孩子有奶喝”的咄咄怪事。就两座城市的发展上，珠澳是既有合作，也有竞争。但如今的形势是，澳门借着一国两制的优势，频频绕开珠海，直接和中央或广东省打交道，然后凭借这些珠海的上级机关来施压，最终达成自己的目标。如此轻慢、骄横的做法，珠海人岂有不生气之理？
其实，澳门大学开设横琴校区，是珠海与澳门之间利益斗争的又一个例子，原本双方谈的意向是协同办学，谁知澳门狮子大开口，要求比照中央授权香港特区政府在位于深圳境内的港方口岸区范围内实行全封闭管理，港方口岸区的范围及使用期限由国务院决定。在港方口岸区实施香港法律，并由香港执法人员管理的前例，擅自提出澳门大学与横琴岛其余地区隔离，并最终获准。如此，珠海等于又挨了一记闷棍。
特区的发展离不开祖国的支持，香港在这方面很守分际，面对深圳也较为克制。但同属政治特区的澳门，利用自己在中央政府心中有着香港远远比不上的“乖宝宝”印象，深得中南海厚爱。只是，珠海何辜，珠海人为什么要如此牺牲？大概只有天知道了。
那个敏感的日子不日就到，名曰：5月35日。但五月份过了一大半，三大社会争议案件始终贯穿着人们的视听小圈子，怎么赶都赶不走。这三大案中，株洲塌桥案，到目前为止，事实依然不明朗，媒体记者们忙着揭露株洲市政府的种种不是，以及一座才使用了14年的高架桥，为什么要拆？然而，人们更关心的是由于爆破导致的塌桥，细节是什么，为什么这样的悲剧不能防止？免去一个建设局长，引来的是网民强烈的不屑，因为谁都不知道这个“免职局长”会在哪里异地高升。也难怪有人已经将之上升到“政权合法性”爆发严重危机的高度来解释了。
但是长平老师的一句话令我感触颇深，他说：“我自己这些日子的确感到特别的‘伤痛与厌倦’，不光是对金钱与权势，也对我们媒体这么多年来呼吁理性与法治的努力，像是在伙同起来骗老百姓似的。”说得更严重一些，株洲塌桥案、杭州飙车案、邓玉娇案激发的巨大民愤，是惯性下人民对司法失去耐心的集中表现。在杭州飙车案、邓玉娇杀官案中，展现的更为彻底，舆情激荡起的波涛也更凶猛。这时中国媒体在干什么呢？照例要求民众理性，要相信法律，服膺依法治国的铁律。
但人民会问，我们理性了又能怎么样？有一个政权，他的官僚凭借着毫无节制的权力，肆无忌惮地和金钱勾结，一次次突破人民容忍的底线。面对个人权益随时都遭践踏蹂躏的“中国特色”下，法治在保障弱者时是那么的卑微无力，媒体又有什么资格要求人民相信法律？
当然，正因为中国特色的媒体环境，使得第四权或主动或被迫地成为政权的喉舌，而当上述这些具有重大社会冲击力的矛盾集中爆发后，媒体除了呼吁民众保持理性外，所作的实在有限。追查真相？有政法委在，哪轮得到媒体多管闲事。于是，所谓理性就是孬种的同义词，法律就是帮有钱人开脱。类似欺实马、被自杀、躲猫猫的变种词汇会越来越多地繁衍。
走笔至此，忽闻巴东县的“半夜鸡叫”，当地政府选择在23日凌晨1点37分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的内容却可能使得目前已然失控的民愤走向更极端的不归路——因为巴东公安机关说：“邓玉娇被强奸事实子虚乌有”。这种完全颠覆式的定性，无疑是又一次羞辱了民众的智商。别的不说，就是这个诡异的时间，立刻就会令人联想起多年前财政部调升印花税的半夜鸡叫，我们的政府总是在最不正常的状态下，给予他的人民一个又一个“惊喜”，惊到家破人亡，喜到撕心裂肺。
去年冬天，当我还在上海的时候，听到台湾友人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华夏民族中最痛苦的一群人，那时的我还不知所云，如今看到媒体在官僚蛮横、百姓绝望的夹缝中，猪八戒照镜子，忽然一阵虚伪的做作感腾空冒起，阴森、恐怖。
中国的媒体严格说来就是党产，他的天然属性必须先党后民，只是我们的媒体人总是希望改变点什么，却也总是不得要领。本来，媒体呼吁人民尊重法治，是遵循民主社会对法律的信仰，建构一种具有法律内在灵魂的民主意识，逐渐把中国社会导向那个方向。只是当他们面对越来越多的社会不公积聚起的绝望情绪时，道德感召力迅速被消解。理性、冷静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方针面前，就是懦夫的最好解释。
因为这片土地的生存规律是法律听人的，所谓的法治，必须是社会各成员对法律，特别是宪法具备不可侵犯且绝对服从的社会共识，如此公平才是一种可追求并能实现的东西。只可惜，中华大地还是人说了算，所谓人治国家，也大致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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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自从在西安后宰门小学里听到了“连爷爷，您终于回来了”的童言童语后，连爷爷的光辉普照神州大地，无论在何时何地，他的足迹伴随着寻根问祖而来，踏着满足的荣光而去。而各地的政府官员互别苗头，争相拉拢连爷爷的举动，更是叹为观止。
出生在西安的连战，最近两个月内分别得到了山西襄垣、湖北广水的青睐，襄垣地方政府声言：据资料考证，襄垣是连氏开宗发祥地，史称连族“上党开宗”。湖北广水更是不甘人后，掏出1300万人民币为连战先祖北宋连舜宾的陵墓进行修复。于是问题来了，我们究竟有必要打扰古人，讨好贵宾吗？当然，更重要的是，对待连战这位和平使者，一叶障目后导致的盲目崇拜与恭维，才是最令人恐惧的悲哀。
早在李登辉当局时期，连战从“行政院长”高升到“副总统”，期间经历的波折、磨难不胜枚举，但是也就在这段时间内，连战的负面形象就此浮现。1994年春天，连战时任国民党当局“行政院长”，当时的两岸关系尚未有如今的热络与通畅，官民间的误解颇深。在此背景下，浙江千岛湖发生了一起特大抢劫、故意杀人案，案发后李登辉当局借机发难，屡屡以激烈措辞挑起岛内人民对大陆的敌对情绪。当时的连院长选择紧跟李登辉的步调，也发表了著名的“漠视人权、草菅人命”论，大陆方面则由新华社、人民日报组织反击，现任国台办发言人的范丽青，当时以新华社记者的名义发表署名文章，逐条驳斥台湾当局领导人的荒谬言论，至于有无提及“严重伤害大陆人民感情”之类的声明就无从考证了。
其后，随着国民党内部政治斗争加剧，宋楚瑜势力壮大，连战全面倒向李登辉。特别是李登辉抛出震惊中外的“两国论”后，时任“副总统”的连战不仅全力支持，还称赞李登辉此举是“维护‘国家’尊严、保障人民权益的考量，表达了台湾人民心声，是攸关‘国家’发展大是大非的课题”。之后的2000年大选，连战又强调 “两国论”是“务实的自我定位，既符合两岸政治现状，也符合双方分治、互不隶属的法律现实”。诡异的是，到了2004年大选时，他改口说他未曾支持过“两国论”，却被对手指出，说他也从没反对过两国论。
一个是备受大陆欢迎、群众喜爱的连爷爷，为促进两岸和平交流奔波忙碌、呐喊呼号的中华儿女，一个又是满腹权欲、自我膨胀，甚至不惜巴结长官的连战。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连战呢？
当我们欣喜台湾终于出现了一个政治家，能做点功在民族的好事之时，却也会在阴暗的角落里嗅出一股子年代久远的腐朽气息。一般而言，如果政治人物改变原则立场，除非在理念及信心上发生彻底改变，否则很难令人相信这种改变行为本身具有什么正当性，简而言之，骗选票似乎成为政治人物甘愿沦为政客，向选票及权力致敬的关键所在。连战不是神仙，在初尝民主的台湾，他更不会是单独成章的个案。
事实上，肯定连战今日之于两岸的巨大贡献，让中国人民永远牢记这段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繁荣，以眼下中央对连战礼遇有加，并多次向马英九当局释放善意的作为即可知晓。但为了公平地讲述一个人，特别是政治人物的功过，连战也有着不堪的过往。过分拔高连爷爷的光辉形象，并因而引发地方政府疯狂追星般的热捧，抬出祭祖、寻根、修坟等手段，不但不会对两岸统一作出任何贡献，反而会因为地方政府操作手法不当，激发两岸人民的反感。
我们总是习惯在希望与失望的轮回中，重复着错乱的人格评价，当这个人或国家待你和颜悦色、谦恭友善，我们抱以十二万分的回报，只是热情过后才幡然觉悟，那个好人也是会变“坏”的。连爷爷从原有的“坏人”变成了“好人”，转变的过程固然令人激赏，但也触发了地方政府动用不菲的公帑褒扬一位对当地公共利益无关紧要之人的祖坟，这恐怕不会是连战怀旧的本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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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2005年的破冰之旅开始，大陆方面持续向台湾送出大礼，此次南京会谈也一切照旧，似乎台湾收礼收得理所当然的。陈江南京会既然已是第三回了，老熟人遇到新问题也只是时间问题。而这个“新问题”显然与当前和乐融融地两岸形势有些许格格不入。
台湾在处理两岸关系时，一直锱铢必较“对等、尊严”问题，这点在李登辉、陈水扁两代人身上体现到无以复加。结果尊严没得到多少，羞辱却如影随形。或许是两岸关系春暖花开了，以至于人们认为马英九的上台，注定会是两岸和解的开端，甚至大胆猜测“胡马会”都不是什么太夸张的事情。只是这种想法是否过于一厢情愿了呢？
在陈江南京会之前，马英九挂心的不是金融合作协议、空运补充协议、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等早就谈妥的开胃菜，而是那个已经被高度口水化的ECFA（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台湾著名政论家南方朔就对此批评过：“一个时期以来，两岸尽管互动频繁，但实际上却是台湾先放话，而后大陆再配合使其支票能够兑现。正因这种心态，台湾这方面遂想当然的以为有关ECFA的问题，大陆也当然会使其支票兑现。殊不知 ECFA与陆客观光、大三通等技术性的问题完全不同，它涉及签约双方的身分，涉及更多利益的交换，不经密集的沟通与建立互信，它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共识。 ”
南方朔的说法，事后证明是正确的，而足以佐证这个观点的依据是在博鳌论坛期间，国台办主任王毅公开表示，如果台湾希望在陈江会就ECFA交换意见，大陆方面愿意进行“初步探讨”，启动两岸经济合作的进程。这个“初步探讨”的回答很巧妙地道出了现阶段大陆对这个空中楼阁般的新兴事物的谨慎态度。
除此之外，第五航权要“争取”，WHA观察员要“尽力”，人们看到的是马英九当局在“九二共识”的大舞台上，自己挑选旋律、舞伴，等一切就定位后，再来问大陆，你有没有兴趣谈谈？
这样的手法似曾相识，因为马英九也曾经这么对付过台湾蓝色选民——那些对国民党忠贞不二的普通台湾人。在陈水扁当局倒行逆施、无法无天的行径彻底激怒泛蓝群众后，国民党的中兴希望出现了，他就是马英九。他利用蓝色群众对陈水扁和民进党深入骨髓的仇恨与愤怒，时刻提醒他们，不管我马英九做错了什么，到大选投票时，你们都只能把票投给我。因为只有国民党重掌政权，才能全面清算民进党执政的“罪恶”。
于是，一次成功就会有第二次，面对台独政权遭台湾人民抛弃，马英九方面认为大陆只有和我打交道，尽量满足我的需求，才能防止两岸关系倒退，保存住已有的硕果。结果就出现了，台湾开支票，大陆帮忙兑现的奇怪画面。按理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是大陆当前对台大政方针的主轴，送大礼并非完全为了帮助马英九，但却很难阻止有人刻意抢功。
《礼记·曲礼上》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如今的两岸关系和缓呈现的是大陆不断释出善意，礼单五彩纷呈，台湾却是听等看。长此以往，再好的气氛都会烟消云散。于是继早前表态“任内不谈统一”、“两岸领导人会面时机还没到”、“三四年内专心谈经济”，对大陆希望以经济发展促进和平统一的苦心充耳不闻。
一个良性共生的两岸关系必须是建立在平等互惠基础上的“礼尚往来”，现阶段只有经济领域的问题就已然别扭为难，未来一旦涉及政治定位、军事互信等敏感地带，两岸还能有眼下这种如沐春风的意境吗？陈江会具有表面上平等互利的一切元素，也的确签署了多项有利于民族、有利于国家的协议，但这背后仍然浮现了一个跳不出来的怪圈：两岸关系的好坏，台湾政治人物及其政权的决定性因素远高于其他。那么谁又能保证台湾不会出现第二个陈水扁？如果真的不幸噩梦成真，好不容易结出丰硕果实的两岸关系是否就必然一笔勾销？
本文刊于2009年4月27日《华商报》
伴随着两岸交往日渐深入，经济、旅游、投资等民间互动的日益活跃，如何从“捐弃前嫌”中找到展望未来的智慧，这才是三次“陈江会”最牵动人心的关键。
两岸关系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动荡，终于在2008年迎来了破冰的喜悦，随着大陆 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去年底踏上宝岛，成了两岸互动迈上新台阶的最佳见证。承接去年北京、台北的“陈江会”，海协、海基两会的磋商与会面渐入佳境，事务性协商 的内容逐次递增，政治敏感度相对降低。这为南京的第三次“陈江会”铺垫了一道很舒适的气氛红地毯，也能使两会缩短从客套寒暄进入实质谈判的调试过程，值此 4月29日汪辜新加坡会谈16周年纪念日临近前夕，陈江南京再会，历史与现实意义同样亮眼。
前不久在海南博鳌，继去年胡锦涛总书记与马英九期许两岸未来发展时的“十六字箴言”后，温家宝总理在会见钱复先生时所言“面向未来、捐弃前嫌、密切合作、携手并进”。嗅觉敏感的台湾媒体立刻就对温总理话中的“捐弃前嫌”发挥出无限的联想。
两岸之间的“前嫌”此前更多的集中在政治、军事领域，但伴随着两岸交往日渐深入，经济、旅游、投资等民间互动的日益活跃，如何从“捐弃前嫌”中找到展望未来的智慧，这才是三次“陈江会”最牵动人心的关键。
众所周知，两岸隔阂逾60年，民间交流经常被套上莫须有的政治色彩，导致两岸人民对彼此多多少少存在一些误解与不快。当政治议题不再困扰两岸大局之时，民间心理如何有效调试，迎接各自心中那个“最熟悉的陌生人”，着实考验着两岸中国人的心胸、气度与智慧。
于是人们的目光也自然而然地汇聚到了古都南京。26日上午，“陈江会”如期交出 了第三次磋商的成绩单：《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海峡两岸空运补充协议》等3项协议。其中大陆方面以更豁达 的胸襟，向台湾同胞赠送大礼，顿成舆论报道热点。在《海峡两岸空运补充协议》中，为回应台商与台湾旅游业对两岸直航班次供不应求的状况，“陈江会”同意由 目前的每周108班提升到270班，这对推动大陆同胞赴台旅游，拉动台湾经济起到了政策利多的效应。同时包括《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的签 署，对猖獗一时的诈骗集团隔海实施犯罪将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
而《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的签署，对时下辛苦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两岸当局都是 一大成果。尤其是台湾的金融服务业，面对岛内出口型经济的衰退，尽快抢占大陆金融市场，是维系台湾金融业命脉的重要战略步骤。与此同时，台湾方面也将开放 大陆资本入台投资，国民党“立委”更具体到大陆广告可否入台，提案修正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由原来的“原则禁止，例外开放”改为“原则开放，例外禁止”，此举也将有效缓解台湾媒体业的经营压力。
当然，这些由上而下的共识与协议，并不可能马上收到预期效果。毕竟，24日发生 在台北闹市的高空坠物意外事件与近日多个大陆旅游团受台湾旅游社冷待的遭遇，依然在提醒着我们，两岸民间逐步了解彼此的优点，包容对方的不足，有时还会碰 到意想不到的困难与尴尬，这些远比官方协商谈判要艰巨与漫长。
两岸的未来寄希望于人民，只有当两岸中国人抛却历史的包袱、放下现实的成见、消解心中的隔阂，“陈江会”签署的协议才能更为彰显时代的光芒，留下后人称道的里程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