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梁展文与新世界集团最终以解约来免除曾荫权政府的政治危机，但香港舆论显然并不愿意就此放过这个狡猾透顶的政府，于是，包括前任特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王永平在内的“名笔”们，选择顺应民意，辩出个是非黑白来。而另一边的台湾，扁家的洗钱案扯出公主陈幸妤疑似精神崩溃、民进党仍然在醉生梦死的挽歌中自怨自艾。

我很少把港台两地的“内务”拉到同一个层次来讨论，但今天却有必要好好说说。

一、

香港公务员体系里有一套制度叫“高官问责制”，而其中涉及了“三司十二局”，本次梁展文风波的主战场——公务员事务局就是“十二局”中数一数二的衙门。作为前后任局长，王永平和俞宗怡处在完全相反的立场上，前者自2006年退休后，转入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兼职教授，并且于《信报》上开辟专栏，指点江山，监督政府施政。后者，则是公务员队伍的“一姐”，分量举足轻重。梁展文事件的核心，一来是政府对离任高官再就业审核制度存有漏洞，却故意硬拗的不满，其二，自然是对负责梁展文再就业资格审核的负责人俞宗怡，涉嫌故意放水及选择性失明的怀疑，最后迫使舆论和市民得出官官相护、利益输送的结论。

以目前的现况，香港市民对港府的处理结论没有太多的争议，既然曾荫权想灭火，那就让他灭。反正立法会选举投票日将至，等新一届立法会成立后，不愁没人“旧事重提”，泛民好不容易等到特首主动送上门的肥肉，又岂会辜负恩人的“一番美意”呢？

虽说此事根本够不到请廉政公署来调查，但港府内部对事件的评估与政治判断能力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说来也怪，香港到了现在，已经很难再出现类似台湾陈水扁这种惊天大案了，当然，这和香港全社会励精图治完善法治，并塑造出全民守法的优良典范直接相关。无怪乎“肥佬黎”（黎智英）感叹，在香港要爆政府的料难度比台湾“高得多”。

不过，不犯法的事情就可以做么？错，即便是合法、合情，但不合理之事一样会被揭发。因为不合理的事情若不重视，胆子一大，公仆们离犯法的门槛还会远吗？所以，不仅要倍加盯紧政府处理不合理事情的手法并将之透明化，而且通过处理过程，厘清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类似曾荫权政府数次“忽悠”市民，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玩魔术做法，是可忍孰不可忍。

此外，港人对政府败德失范的失望也是有一个过程的。这里讲一个香港回归前发生的往事，1997年前的香港政府很令人怀念，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公仆们严于律己，眼里不揉沙子，较之如今的敷衍了事，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1996年7月，港英当局有一天突然宣布当年55岁的入境事务处处长梁铭彦退休，并即时开始退休前休假，引发全港轰动。到了1997年1月，应立法局召见，梁铭彦入禀议会，宣称遭政府“迫害”，引入廉政公署调查，故而提前卸职。面对指控，港英政府立刻回击，时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的林焕光向立法局议员详细披露了政府内部调查的资料，查实梁铭彦隐瞒多项与职位有利益冲突的个人投资活动，严重违反公务员守则。在立法局闭门会议后，议员们不分建制派、民主派一致认可政府对梁铭彦的指控“无可非议”，梁铭彦的品格、操守和判断力皆有严重缺陷，政府以利益冲突和欠缺诚信为由迫使他退休，完全合乎情理。

对当时港英当局的处理，最引人瞩目当属北京的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的态度，他代表北京方面向港英当局提出了不仅要将梁铭彦退休一事正式通报北京，而且当局有义务向全港市民解释真相的要求。中共涉港高官的鲜明态度，瞬时赢得香港舆论的广泛好评。

换言之，正是因为有一支高素质、严律己的公务员队伍，香港主权的平稳移交才顺利进行，北京和伦敦都没有对回归后的香港会立即发生动荡感到忧虑。形象清心、面貌整齐的公务员们在当时的香港备受社会肯定与推崇。但如今，当年的老面孔大多还在台上掌权，为何只有十年，这个政府会变成这样？这无疑令许多香港人的思绪千回百转、唏嘘不已。

二、

昨天凌晨，蒋经国任内的经济部长赵耀东与世长辞，享年93岁。值此陈水扁洗钱大案越来越富戏剧化情节的背景下，赵耀东的去世一下子把台湾人的记忆拉到了1980年代，那个向上提升的台湾。

在蒋经国主政的黄金年代，以孙运璿、李国鼎等一批技术官僚为主的台湾政府，带领人民走向亚洲四小龙的光辉岁月，而赵耀东也是其中的一份子。而他留给台湾这块土地的是一个跨国巨擘——中国钢铁公司。这个敢当着蒋经国的面许下“办不成钢铁厂，我提头去见蒋中正”承诺的赵耀东，以个性清廉、敢言坦率被人封为“赵铁头”。

除了这些高古的品质，他所树立的刚正不阿、不畏权势的风骨与节操，对照起如今的台湾政坛格外讽刺。在经济部长任内，他大刀阔斧地向国营企业的弊端“宣战”，强势裁撤六家持续亏损的国营公司，在这其中，不满他“新政”的人不是打恐吓电话，就是委托立法委员好好修理他。但就是这样，赵耀东依然故我，还放出豪言：自己的作为，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也对得起台澎金马同胞，从未计较个人生死！

在他身故后，中钢的老员工纷纷诉说着这位“老董事长”的点点滴滴。比如，赵耀东很会激励士气，他要求员工一定要清廉、负责，连细节都不放过，例如禁止上班看报、不能代打卡、非用餐时间不可吃饭等等，有些看来都很小，但中钢的纪律文化就因此一点一滴地累积起来，尤其操守问题更是“天条”，一旦触犯，就算工作能力再好也可能遭到开除。

不仅对作风、操守龟毛坚持，同时，即便是总统蒋经国的错误建议，作为经济部长的他照样“顶撞”。而基于他专心任职，对经济局势把握适当，蒋经国都不敢随便指挥他。

近日，我又重读了龙应台在2006倒扁时节写下的旧文《我怎么上「陈水扁」这一课？》，她最后的一段话是：“打倒一个人，只需要热情和愤怒；革新制度、提升文化，抽丝剥茧地厘清问题所在，看准了问题下手，需要的却是极度、极度的冷静，深刻的思辨能力，长程的眼光，宏大的器识，锲而不舍的精神。 ”

很多绿色选民或许如梦初醒，但却未必真的理解龙应台究竟指的是什么。遗憾的是，民主进步党连日“反省”的结果是：陈水扁的弊案是国民党的阴谋。这个永远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的党，真的还会有重新再起的明天？我很怀疑，非常怀疑。

三、

对香港来说，回归后中国人自己当家做主，这个政府竟然比港英殖民当局不堪，这种刺激显然是一波又一波针对港府的政治乱流的核心焦虑。而曾荫权只是比较倒霉的“巧遇”了。

对台湾而言，独裁专制的国民党政权居然会有那么多“忠君爱国”的好人，对台湾今日的成就，贡献卓越。反而民主化转型后，无论蓝绿，官僚习气一个比一个烈。外省人以行动爱台湾，本省人却用贪污爱台湾。无人敢监督的专制政权竟然比有人可以监督的民主政体更体现出优越性，这世道究竟怎么了？

光阴流转间，一代人的努力化为泡影，相对于香港还有着傲人的“老本”，目前的困境只是短暂的。另一边的台湾，路漫漫其修远兮，只是不知上下求索到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