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这么下去，海洛因、冰毒的制贩都快失业了，而国家的中长期禁毒斗争将转移到食品加工业。看着新西兰总理用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讲述着河北省地方政府试图掩盖毒奶粉事件，并拖延召回三鹿产品后，这时候日本人一定会想起毒饺子，这个到现在都没有结论的无头公案，和毒奶粉同样出自河北。此时，是不是该换日本人抵制中国货了？用韩寒的话说，抵制日货是因为日本人伤害了我们的感情，而支持国货的下场是我们的下一代付出了健康和生命的代价。孰重孰轻，一看便知。

晚间的CCTV《新闻联播》，这个曾被嘲讽为不说人话的宣传机器，通过刑奶奶的“血盆小口”娓娓道来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国家质检总局16日晚通报了全国婴幼儿奶粉三聚氰胺含量抽检的阶段性结果。此次专项检查对109家婴幼儿奶粉生产厂家进行了排查，共检验了这些企业的491批次产品。专项检查显示，有22家企业69批次产品检出了含量不同的三聚氰胺。此次公布了这22家企业的名单，河北三鹿、山西雅士利、内蒙古伊利、蒙牛集团、青岛圣源、上海熊猫、山西古城、江西光明乳业英雄牌、宝鸡惠民、多加多乳业、湖南南山等22个厂家69批次产品中检出三聚氰胺，被要求立即下架。”

无独有偶，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16日发现一款在港销售的伊利产品含有三聚氰胺，出售这款问题雪糕的两家超市随后暂停发售及回收所有伊利牌冰棒及雪糕产品。这是自三鹿奶粉被查出污染后，又一中国奶制品公司的产品被发现含有三聚氰胺。

另一边的台湾，已经上升到总统马英九亲自关切毒奶粉事件会不会影响到两岸关系的高度了，陆委会还发出措辞强硬的声明。国台办万万想不到，这段日子付出的所有努力随着毒奶粉“入侵”台湾，为反共、反华派提供了再好不过的口实，并连带攻击马政府“亲中政策”，利用民意对大陆产品的人心惶惶，展开政治斗争。同时，一个月后即将访台的海协会长陈云林也要做好心理准备，等着被兴师问罪。

除了毒饺子、毒奶粉，河北省还产出了红心鸭蛋、黑心猪肉、炭疽牛，古代称为直隶的地方，干着“灯下黑”的无良事。说河北是中国的“制毒中心”可能刻薄了点，但如此密集的造假并危害他人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的，这华夏大地怕是也找不出几个了。

这几天，中国最倒霉的高官非孟学农莫属，在中共党内有他这般经历的省部级官员也凤毛麟角了，但他的引咎辞职还是得到了赞誉（虽然有虚伪的成分），起码比起被外国总理点名指责的河北地方官要像样得多。

香港《明报》今天发表的社论，最后的一句话值得一读：“我们要提醒当局的是：如果以为办了几名奶农就结案，他朝一日，真实案情竟然在境外披露，那将是更大的丢脸，更大的国家耻辱，不能不察！”《明报》说的很客气，也算中肯，只是经此一役，我们还有脸可以丢么？命都保不住了，谁还在乎脸呢？

讲三个最近发生的故事，他们既毫不相关，又沾了点边。

一、

陈水扁女儿陈幸妤当街咆哮的光荣事迹，相信早已传遍五湖四海。她那句“你以为台湾独立不需要钱吗？”的至理名言，一语惊醒多少梦中人，原来搞台独的钱也可以是贪污来的。《联合报》有个记者后来下了个莞尔的标题：“扁式家庭教育——都是别人的错”，这种直追“宁可我负天下人、天下人不可负我”的气概，真是有够波澜壮阔的。

除了扁家，独派的声音从最初台独联盟主席黄昭堂吹胡子瞪眼的要陈某人“disappear from Taiwan”，到八三○大游行后多位独派先驱的“阿扁不该将钱汇到国外”。难怪被人揶揄，这帮老头儿老太太也就这点出息了。民进党是没办法，“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你们好歹也是上过国民党“追杀黑名单”的“建国理想主义者”，怎么就堕落到是非不分、头昏眼花的地步了？

先别忙着落井下石，这里头的名堂还真不小。安替在8月28日的《南方都市报》专栏中说，这种现象叫“庇护-分赃体系”。对此，中外学者对北洋政府、国民党在大陆、台湾等不同时期的统治手段做过细腻的研究，且此类统驭模式不分专制或民主，只要土壤条件具备，执政者大可套用推行。然而，细究国民政府迁台后，蒋介石为了稳定台湾政局，构筑起“中央级专制庇护、地方垄断性分赃”的屏障，并贯穿及延续至蒋经国辞世、李登辉上位。陈水扁将之“升级换代”并持续发扬光大到中央、地方共同庇护；总统与权贵合力分赃的“扁式葵花宝典”。

两蒋时代，人们更多记住的是蒋公的高深莫测、经国先生的亲民作风。台北的中央政权里鲜少有高官腐败案传出。这其中，蒋经国在任行政院长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约束着“皇亲国戚、一品大员们”。

由蒋经国主持的行政院会议中，作为院长的他会不定时的让内阁部长们比照小学生把两手摊在桌上。一开始，部长们都模棱两可，不知道蒋院长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试着几次下来，一位平素风评不错的部长“莫名其妙”地被上面免职，使其他部长们“顿悟”。在当时的官员薪资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蒋经国听说有些高官接受商人的款待，去高尔夫球场“过着舒服的业余生活”，而打过高尔夫的人都明白，手套只戴一只的结果就是长期下来双手的肤色会出现差异。蒋经国正是凭着这个特点，对部长们的“隐私”明察秋毫。类似的小事在蒋经国时期还有很多。

国民党专制统治时期，“庇护-分赃”的手段被严格限制在地方一级，中央政府内部严禁“歪风入侵”，蒋氏父子也吸取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从上贪到下的深刻教训。由于二二八事件的后遗症、省籍的不同属性、白色恐怖的专政手段、蒋介石战败狼狈迁台的斑斑血泪，令台湾本土派系和人民从来没有对国民党政权“心服口服”，而威逼能达到的短期恐吓效应一过，维系中央政权存在的正当性就会面临挑战。所以，以威逼为前提，利诱为基础的“庇护-分赃”体系就此建立，并历经五十余载的磨合，出现了有台湾本土特色的政府管治模式。

到了李登辉时代的“黑金政治”，中央庇护-地方分赃的既定格局被打破，当然这有李登辉出于国民党内严峻的权力斗争现实必须拉拢地方派系进入中央政权，以作为巩固自身权力地位的砝码的时代背景。真正迈开前进步伐的人是陈水扁，他将触角伸向所有的中央政府机构、国营事业、立法院具有地方背景的立委。手握中央政权的陈水扁与雄霸一方的派系掌门人沆瀣一气，以稀缺的、政权独家拥有的诸多特权与地方派系做政治交易，谋取陈水扁家族的利益最大化。

如果说蒋家政权要的仅仅是地方势力对中央政府的效忠，并协助国民党保持住政权可持续性的话，那么陈水扁则是拿国家的公共利益交换地方及党内力量对其个人的政治忠诚，并将之转化为荣华富贵的奢侈生活。是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上乘之作。

回来说台独的反思，他们并非不知道权力的腐败对独立事业的伤害，只是他们陷得实在太深、太深了。此时此刻，万事皆可为，唯独做不到闭门思过。独派付出了能付出的一切，可再崇高的志向都需要世俗化的产物来推动，没有钱，别说台独，这些昭和年代的皇民能保一个晚年安泰都难。

二、

八月的最后一天，公民监督国会联盟（公督盟）举办立法院第七届第一会期立委评鉴大会，结果令人震惊。国民党总共有七位立委荣登“各专业委员会表现最差”排行榜首位。昨天被踢爆排名垫底的邱毅，在听闻消息后的表态很耐人寻味，他说：“公督盟是因为立场偏绿的团体，和陈水扁‘蛇鼠一窝’，基于替陈水扁辩护，才会做出这样的评鉴。”倒是洪秀柱显得落落大方，直说相信社会自有公论。但今天晚间公督盟澄清，漏算邱毅成绩，对错误统计向其本人致歉。

先说说这评鉴大会是怎么回事。台湾的国会乌烟瘴气，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大陆喉舌更是对立委群殴、口水乱喷、三字经粗口的新闻“情有独钟”，唯恐漏掉哪个精彩画面。至于媒体这么做是何居心，大家心知肚明。在2008年1月12日立委选后，国民党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了国会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加上单一选区两票制令立委人数减半，单一立委的权力瞬间暴增。国民党为了展现“完全执政、完全负责”的凛然立场，押着立委面对社会大众的期待，签下了旨在促进国会透明化的“立委承诺书”，尔后由公督盟邀请具有社会清誉的学者、媒体人、民间团体、各行各业的公民代表来评定立委一段时间内的问政表现。

此次的评鉴大会，出席率、发言次数、提案数量是评价一位立委最起码的标准，但国民党事先就以该团体疑似有绿色背景为由，下令党籍立委不要向公督盟提供资料，造成其统计评分结果失准。这和邱毅得知自己排名垫底后的反应如出一辙。

国民党或许觉得很委屈，但对更委屈的选民来说，这么监督国民党还是太客气了，立法院常年风气不正，蓝绿都是罪魁祸首。如今，国民党既是执政党，又是国会第一大党，民进党根本不像个反对党的样子，人民不站出来鞭策立委，难道让国会乱象继续贻笑国际？

这次被点名表现差的立委，其实都没干什么贪赃枉法的大事，但人民选你进立法院，不是让你拿着公帑“搞三产”的，诚如一个民选市长，不管市政和市民生活，天天跑去做慈善公益，错是没有，但这种市长称职吗？当然，选区制度的变革使得区域立委责任更重，地方上的选民服务和应酬使其无法抽身，并兼顾台北立法院里的问政。然而，公督盟此次点名的国民党立委多半都是按政党比例制当选的“不分区立委”，在没有实际选区压力的同时，依然做不好立委本分就不得不令人怀疑纳税人为什么要平白地养着他们。

除此以外，虽然邱毅有被冤枉的情节，但他的解释也堪称一绝，陈水扁留下的东西，别的没学会，耍赖、狡辩的能力倒是长进不少。犯了事，条件反射式地先嚷嚷泛绿谋杀，然后大方脱罪，从来不知自我检点。这和民进党宣扬的“拢系国民党的阴谋”，还真是五十步笑百步。

姑且不论，公督盟公布的评分标准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凭实据，就是参与评鉴的学者也并非如他所言的那样“绿油油”，诸如黄创夏、黎建南、杨宪宏等民进党恨得咬牙切齿的媒体人都入选评委行列。邱毅纵使表现持中，但他的辩白仍然令人摇头。国民党人应该想想，为什么台湾人民始终不放心你们，是自己太优秀了，还是永远只比民进党好那么一点点？

三、

曾被中国公安部认定不是一起因农药残留问题引起的食品安全事件的日本“毒饺子”事件，8月29日出现重要转折。日本驻华大使馆收到了中国政府的官方通报，北京方面承认今年一月发生在日本的中国制饺子引发多人中毒的事件，毒物很大可能是来自中国河北省，工厂工作人员搀入的可能性很大。

就这样，年初闹得中日关系满城风雨的罗生门有了新的进展。当初坚持认为“不可能在中国境内被搀入有毒物质”的中国政府在证实今年6月间，中国境内也发生了食用饺子中毒的案例，患者症状与日本人相同，且都是出自河北省天洋食品厂后，北京官方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改变。

但疑问依然存在：为什么要等中国人吃了也中毒之后，政府才“后知后觉”呢？

四、

两岸中国人面对着三个曾经或现在仍然在执政的党，表情无疑是非常复杂的。大多数中国人不会对各自的执政党抱持不切实际的幻想，人们只希望他们能诚实一点、厚道一点。

《论语》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但，为什么如此卑微的要求，却总是得不到掌权者的满足？

对全世界来说，京奥开幕式用典型的张艺谋手法做到了“给中国一个机会，还世界一个惊喜”的申办诉求，只是这“惊喜”有点过于沉重，是一百年的圆梦压力，也是举世瞩目的国家形象之战。以至于林行止先生在香港《信报》的专栏中写下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开幕仪式将有令人叹为观止的‘文艺表演’，中国用她高度的动员力量，兼且可以不计经济效益，因此特别宏伟、壮观，以至让那些以为大国便是如此崛起的中国人兴奋得感动落泪。”

在所有赞美、讴歌、称颂的大合奏中，人们已经习惯性把中国自2008年以来的苦难归总分类，寓意着承受了百年前巨大耻辱的中国，在最短的时间里脱胎换骨，并融入世界大家庭。海外舆论无不把京奥的盛大举办看成是中国的“成人礼”，通过这场典礼，古老又年轻的中华民族稳固了崛起的脚步。

台湾《联合报》社论特别注意到了中国国家体育场“鸟巢”的设计顾问艾未未近日的态度。诚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艾未未用“一个没有民主的社会，不可能激起真正的欢愉”的角度来看待京奥的深刻意义，并且，她所崇尚的“自由精神”是否足以描绘与概括出京奥的宏大篇章也有疑问。但这会令更多人思索到底什么才是中国的“内在”？五千年的文化底蕴包涵了太多的古人智慧，如今的中国人在探索、前进的道路上，是徘徊游移，还是坚定沉着，用京奥来为中国“加冕”，倒是不错的分水岭。

在自我认同与他人肯定的过程中，矛盾的心态毕露无疑也是京奥于中华民族的正面作用之一。多数国人在认识到中国翻天覆地变化的变革中，也期许自身的转变能获得来自世界的接纳与友好。但连串的“辱华”事件击碎了表层的和谐氛围，中西对立展现出来的是更富攻击性的刚愎自用，而围绕在京奥周遭的腹诽、猜忌、利用，将奥林匹克精神彻底浸泡在政治的纷扰中逐渐沉沦。

从顾拜旦的“生命的关键在于干得出色而不在于征服”，到习近平副主席的“平常心论”，用集体心理治疗的神圣仪式解开缠绕心中的那片阴霾，需要的就是无数人的点滴努力。金正日同志需要借助阿里郎来帮朝鲜人民“昂首挺胸”，毛泽东也曾以东方红体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朝气蓬勃”，唯独京奥已不再需要意识形态和威权政治的装点。

当然，“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对于忌惮1936年柏林奥运会与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人来说，“梦想”的政治用意也很明显。后奥运时代的变化与改革，也试炼着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究竟是权宜之计，还是自信开放的决心。

以举国之力，把世界的舞台搬到北京，用恢宏且价值不菲的代价唤醒中国人的民族自豪，为弥合百年来的心理创伤浇灌下大量的心灵鸡汤。度过了漫长的青春期，中国的成熟、豪迈、稳健的身姿会否令人刮目相看，不妨以共襄盛举的心情享受当下，过后重拾起如履薄冰的感觉憧憬未来。这是中国之福，也是世界之幸。

这年头网络谣言越来越多了，还倒腾出了专业传谣的钱烈宪，这不近日坊间耳语已经从奥运圣火、抵制家乐福转移到了一个媒体人头上，他的名字叫南都长平 们。准确的说，应该是前《南都周刊》副主编长平，自从朝廷御笔朱批“维护普世价值形同言论暴力、践踏了社会公义、丧失了起码的道德”之后，一小撮不畏帽 子、棍子、沙子的中国人自愿加入南都长平们的行列，只为留下一个脑袋不灌水泥的诤友。在熊培云和他的思想国三周年之际，长平写下了这段话：“培云，作为一 个读者和同行，感谢你做的思想工作。这三年来，我的MSN签名一直未变，那是一个朋友转赠的话：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再转寄并共勉。”而如今，他 不仅批评的自由被人为地剥夺了，从他口中似乎也再难听到有意义的赞美。

写着写着，突然想起南方报业集团还有一位在十年前被真理部点名清理出《南方周末》的名人，这个人大伙儿都不陌生——杂文家鄢烈山。2007年第五期的杭州《西湖》杂志曾发表过一篇鄢先生自己撰写的文章《涌泉之恩》，其中有一段是这么回忆的：（以鄢先生第一人称）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经李社长特批，我回武汉同济医院做切脾手术。社长考虑的自然不是为节省医药费，是认可我提出的理由——可以请到最好的主刀医生，并有亲属轮流照料。

术 后我进了东湖边的一家疗养院。刀口一结疤我就想回报社，继续写我的时评专栏。这边捎信说，不必急着回来，在那边多住些时日吧。后来才知道，就在我被医生动 手术的同时，南方周末报社也被动了“手术”。是某部大员到广东来发的指示，要将新闻部主任沈灏、写《纵横谈》的鄢烈山和《消费者》专栏的责任编辑曹西弘清 出南方周末。我做了半年的编委不“要”也罢，“饭碗”不能不要呀！正好这时成立了南方日报出版社，沈灏到那里去过渡做部门主任。江艺平代表社委会征询我的 意见，问我愿不愿意到出版社去做副总编辑。我猜这是李社长的意思。此前，社里曾推荐我做广东省政协委员，宣传部不同意（当时经管此事的常务副部长，他已退 位数年，去年邀我喝茶时向我“道歉”，他其实没有什么可“歉”的，职务行为嘛）。这次报到省里去恐怕更要碰钉子，虽然副处并非省管干部，省里通常只要求报 上去“备案”。但是社领导的这番好意还是难得。

我对出版业一无所知，也没有兴趣入行，我是冲着《南方周末》才南下的。我的态度显然令江艺平和李社长为难了。李社长拍板让我隐名埋姓继续在《南方周末》工作，编“时事纵横”版，化名写《纵横谈》，该干什么照干什么，但对外称我已调到出版社。

“望门投止思张俭”，我的任性给李社长带来的政治风险虽然没有窝藏政治要犯张俭严重，但也不能说微不足道。若是碰到那种把自己的乌纱帽看得重于一切的领导人，我离开南周是别无选择的。』

其 实只要稍微梳理一下《南方周末》走过的岁月，大致也就明白了鄢烈山和一些记者离开南周的原因。但有一点必须要承认，南方报业在保护人才方面的作为的确堪称 国内表率、业内特有。提及《南方周末》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2008年3月底的一期香港《亚洲周刊》专访了《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他第一次对外披露了今年 1月19日《南方周末》在北京举办《致敬二○○七——《南方周末》年度盛典》前后发生的事情。

二零零八年一月十九日，颁奖大会在北京八一剧场举行，三百多人与会。评比分六个系列，媒体为一个系列，在六个优秀媒体中《炎黄春秋》名列第一。起先，杜导正不太愿意去领奖，委派常务副社长、总编辑吴思前往。主办单位声称这不是个人荣誉，你杜导正还是来吧。

当 杜导正一行人抵达会场，先到贵宾室。此时，《南方周末》负责人悄悄拉杜到一边，说有新情况，实在对不起。原来是请《炎黄春秋》上台领奖的，连领奖台上的荧 幕字都制作了。可是真理部某局某人刚致电主办机构，问：「为什么要选《炎黄春秋》为『特别致敬奖』？为什么要给《炎黄春秋》特别重大奖？我们不批准，不同 意。杜导正不能上台领奖。」《南方周末》的人士在电话里对来电者解释道：「这不是我们一家评的，是全国媒体人共同评选出来的。电视荧幕里已经有《炎黄春 秋》得奖的大镜头，已经无法删了。」真理部人士在电话里说，荧幕的这个镜头必须删除。

《亚洲周刊》披露的只是一个小插曲，而香港《明报月刊》则刊载了整起事件的所有细节：

在接到真理部的关切电话后，一位《南方周末》领导对杜导正说：「杜老，实在对不起！我们能请到您这么德高望重的老人家来，是给我们大会增辉啊，现在，您看看这个事可怎么办呢？我们提了我们的意见，正等候答覆，可是上面到现在仍没有任何答覆。我们很为难。请您万万谅解。」

杜 导正回答：「《炎黄春秋》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宣传邓小平理论，宣传三个代表思想，宣传十七大精神，一直是坚定的、鲜明的、求实的、比较有力的、 有目共睹的。所以受到各方面的支持，中央对我们一直也是宽容的，才办成这么一个国内外有点影响的刊物。但是大家看法也不尽一致，有些部门不一定这样看。所 以你们对《炎黄春秋》这个评价也是会有争议的。我说你《南方周末》敢在年度特别奖里面把它评为第一名，这就难能可贵了。我以为这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 一种独立思考精神，我以为这是大体正确的行为，我说这就很够了，用老百姓的话说，『你们的胆子也够大』。非常感谢你们了，至于说上台领奖不领奖，《炎黄春 秋》要不要从你们的荧幕里删掉，这个根本没有关系。咱们都实实在在做事情嘛，不要考虑这些东西，没有关系的。」

其实当我最初 听到爱国青年们高声叫骂“南都是中国版CNN”的时候就纳闷，一家被真理部掐得快窒息的报业集团有变成CNN的潜质么？在指着南都鼻子高唱“打倒汉奸媒 体”协奏曲的兴奋头上，是不是还有人觉得真理部对南方报业的“训导”不够到位？或者干脆任命文峰同志出任南都总编辑，镇压鼓吹普世价值的“牛鬼蛇神”才解 气？

对长平的职务变动的义愤填膺首先需要对有中国特色的媒体从业环境有清醒的认识，其次才是探究南都长平们留给我们的启示： 时刻用理性保护我们脆弱的大脑不受凌虐。最后用杜导正最近对《炎黄春秋》内部颁布的一条新规结束本文：『《炎黃春秋》现在开始采取一个措施，以后再来这样 的电话一律录音，这样不报名字的电话，我们不予理睬，视为通报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