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会昨晚经过了马拉松辩论，最终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对雷曼迷你债券引发香港金融衍生产品涉嫌欺诈消费者之事件，行使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 ，强制要求政府财金高官及涉及销售雷曼产品的本地银行到立法会接受议员聆讯。不过我要先从与闾丘露薇观点接近的香港《信报》社论争议事件说起。（《信报》乃香港优质财经专业报纸的先驱。）

一、行政、立法再较量 港府权威输到底

十月，曾荫权在施政报告引出的生果金（敬老津贴）风波，其中决策的出尔反尔、前后矛盾已经赔上了特区政府的颜面，不料近日的形势令弱势政府再遭重大打击，争吵了2个多月的雷曼事件是一例，连带外佣税减免牵扯出立法会议员提案涉嫌抵触《基本法》，恐怕会惹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而且和礼宾府（煲呔办公室）对抗的还是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这下子，立法会和曾班子是彻底卯上了。习近平副主席当初期许的和谐，非但没有降临香江，反倒在金融危机下，使得立法会与政府的关系雪上加霜。

光棍节那天的香港《信报》播发社论，题为《运用特权条例理据何在？》，全文历数特权条例一旦通过，将会使香港银行业的商业机密与政府的机密不保，因为这个特权可以令立法会独立调查委员会获得法庭一般的权威，港府从一开始就持抵触情绪，特区高官频频喊话，呼吁议员要以大局为重，不要作出危害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傻事”。

诚如闾丘昨晚所言，曾班子原来期待本港最大的亲政府政党——民建联投下反对票，挫败以泛民主派和独立议员为攻守联盟的“主战派”，为政府充当缓冲器，但光棍节那晚数百位雷曼苦主包围民建联总部，甚至下跪，变相逼迫仍需考虑直选问题的民建联高层犹豫不决，最终这个保皇党选择了不忤逆民意，顺水推舟。

但是民建联的退守令香港东亚银行主席、功能界别金融界议员李国宝连日来的游说，宣告失败。而《信报》在该篇社论中也认为：“立法会运用权力及特权条例追查雷曼事件对苦主的帮助不大，而为何要运用条例的目的也并不明确，一旦动用条例展开聆讯，整个程序将会冗长不堪，苦主可以获得赔偿的时机只会一拖再拖，立法会希望藉聆讯达到什么目的却含糊不清，衡量得失，我们认为立法会不应该轻率动用权力及特权条例。”

据此针对《信报》社论的公正性及辨析事态的立场出现了大范围的质疑，有人肯定奇怪，这种论调文汇、大公没少写，干嘛偏偏指责《信报》？这就要归功于信报创办人林行止先生在报界的威望与人格魅力了，因为在他和他夫人骆友梅的悉心呵护下，《信报》成长为了香港屈指可数的政经权威媒体，林行止先生不畏权贵、秉笔直书的个性也逐渐变成了《信报》的无形资产。

于是，坊间认为《信报》社论执笔人是否真的知道雷曼迷你债券的问题核心？抑或者故意混淆视听、强词夺理？平心而论，无论是《信报》社论提醒社会要注重处理效率与保护香港金融业的地位，还是闾丘所说的“会吵的孩子有奶喝”，都是希望社会勿走极端，政党与政客不要只向选票看齐，还应该思考如此行为会给香港带来什么样的后遗症。

好了，回到雷曼事件启动立法会特权调查的核心，到底政府、银行、议员、苦主在争什么，为什么一个金融海啸投资失败，血本无归的案例会招致社会如此动荡，人心这般浮躁，局面那么诡异？

二、政府软骨 银行钻营 议员炒作 苦主偏激

今天的《明报》上有一则张学友的新闻，读来颇为有趣，报道说原本只会做定期存款的张学友，受不住银行职员的游说，投资了雷曼产品，结果损失惨重，输掉了一半投资。与他同病相怜的还有曾志伟，据说输的比张学友还要惨。从闾丘的描述中，我们的印象会是，因为雷曼倒了，欠债的不见了，所以苦主们就要吵要闹，而另一些在海啸中也损失惨重的人，由于没发生倒闭的问题，所以也吵不起来。然，实情真的如此么？

张学友的经历是此次大多数雷曼苦主选择走向街头、包围政党、诉求议员的最主要原因。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雷曼迷你债券是什么东西，而银行的销售人员只片面宣传产品的惊人获利、高额回报等等，巧舌如簧的程度连保险业务员都自叹弗如。据目前已知的资料显示，雷曼当初与销售银行达成的回佣比例是非常诱人的，甚至不排除银行从中赚取暴利的可能性。那么在利益驱使下，银行推动前方销售人员招揽客户，也是合情合理的。而雷曼债券本身复杂、艰涩的投资结构是普通人很难看得懂的。

正因为投资产品过于生涩、专业，所以才需要政府金融部门严格监管，以防不法商人借机坑骗市民。但是雷曼事件从一开始就暴露了政府监管不当，金管局、证监会、财政司个个失职，导致港人如今听到金融衍生产品就唯恐避之不及。香港金融中心的招牌所以会蒙尘，政府实乃最大的祸首。

所以《信报》社论会招到非议，根本原因就是他依然呼吁苦主要相信政府，勿使民粹政客借机生事，进而扰乱苦主与银行的谈判，令问题更难处理。但现在的局面是，苦主根本不相信政府，在他们眼里，政府高官都是老爷，且与银行家眉来眼去、关系暧昧，这种事前不管、事后乱管的官僚岂会帮平民百姓伸冤？

当然银行方面已发现，一些过往信用记录本来就差劲的“老油条”也想趁着雷曼事件来浑水摸鱼，利用多数苦主急迫的心理，向银行狮子大开口，找机会敲竹杠。但这不能作为污名化雷曼苦主的理由，毕竟这数以万计的人中，大多数都是受到银行推销员的误导，甚至欺骗后，作出的错误投资决定。所以在四方博弈的棋局中，苦主属于绝对弱势群体，而直选议员又是唯一能够代表他们在立法会讨回公道的力量，所以即便保皇如民建联都不敢“顶风作案”，在这种时候去帮政府的忙。除非他们想在日后的选举中，拱手送票给反对派。

所以，基于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我不同意闾丘的政党与政客都被民意绑架这一看法，尤其是“民意虽然有的时候是大多数，但是大多数并不代表正确”，此话本身正确，但不适用于雷曼事件上，更不能将其作为解读苦主包围民建联总部，改变该党投票倾向的依据。毕竟政府疏于监管致使体制性漏洞长期得不到修补，并直接危害公权力的信用在先，才有之后苦主找上立法会议员，用耗时漫长的方式讨回血汗钱，这里的因果关系不容颠倒。苦主不是毫无过错，但把责任全部推倒苦主身上，忽略事件背后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规律，也是欠妥的。

香港要稳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必须承受金融海啸带来的阵痛，由此才能发现这个中心的地基是否已经夯实，基础是否牢固，没有这样的试炼与磨砺，香港的金融业怎么能与纽约、伦敦比肩，并超越他们？

本文刊于2008年11月3日《纵横周刊》

就在曾荫权政府宣布成立经济机遇委员会、招揽了多位国际金融界顶尖人才共商大计之时，10月28日，正在莫斯科外访的总理温家宝，面对随行港媒发表了中央政府鼎力助港渡过难关的“背书讲话”。投资市场受到温总的喊话刺激，29日港股报复性井喷，30日更一举收复了14000点关口。财经界人士无不感慨，温家宝向市场注入了比黄金更值钱的东西：信心。而这件事情本该是由港府做的。

市场之所以对曾荫权政府毫无信心，盖因施政报告提出的未来经济蓝图都是些陈腔滥调，其中不乏社会没有共识的昏招。而北京自7月以来，为应对在粤港资企业倒闭潮，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对珠三角一带经济发展路径作了大规模调研，其中粤港如何深化合作是国务院关心的重中之重。

按照正常流程，发改委应下发报告，征求广东省及港澳特区政府意见，然后由国务院在年底前颁布对珠三角地区进一步发展的指导意见，将此作为正式决策文件，供各界参考。但是，目前经济形势严峻，香港商界信心溃散，中央部委正考虑提前把调研成果和政策发展的一些内容披露给香港各界。通过与珠三角的融合发展，香港的经济前景一片光明，香港人不必失去信心。这也正是温家宝莫斯科讲话的用意。

但光有信心喊话是不够的，香港社会关心的是温家宝的那五招，即：确保食品供应香港、纾缓通胀压力；加快基建项目如兴建港珠澳大桥；扶持港商在大陆投资的中小型企业；扩大个人游范围；以及制定应对金融风险措施，究竟该如何落实。而这其中，香港舆论又注意到温家宝讲话中格外强调的“三个提高”：要认真汲取这次香港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教训，分析香港和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使我们的管理得到提高、使我们的经济结构得到提高、使我们的金融监管得到提高。

由此，市场很自然地把雷曼迷你债券风波与中信泰富炒作外汇巨亏等事件联系起来，得出总理警告香港金融监管当局要“尽忠职守”的结论。虽说温总讲话全篇语调平和，劝勉意味远大于训诫，总理再三要求香港要“汲取教训”，港府人士不难看出，回归十年来香港尚未有效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每每遇到危机总等着中央伸手救援，而中央对此深感无奈与失望。

对此，香港《信报》主笔练乙铮撰文指出，中央惠港措施，若是援助性质的，偶然一次也无妨（如非典期间中央向香港提供卫生口罩） ，常常如此，则会引起“道义走险”，令香港官员平日麻痹大意，遇到突发事件则手足无措；中央爱港，客观上可能变为害港。美国政府处理次按风暴，不得已大举救市，衍生道义走险问题十分严重，此问题亦完全可以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出现，“免费午餐”能养懒人，亦能养懒政府，国人慎之，港人慎之。

另外，温家宝讲话的政治效应也开始浮现，泛民主派提醒港府注意，2004年前特首董建华在出席澳门回归5周年大典期间，被国家主席胡锦涛训示要“总结经验，查找不足”。董被要求“查找不足”翌年，即以“脚痛”为由下台。据此泛民主派警示曾班子要“提高警惕”。不过官场中人也认为，曾荫权不会步董建华后尘，而中央也不会允许两任特首都以类似的理由下台，毕竟这关乎“一国两制”的金字招牌。

自本月20日，澳门特区政府宣布，特首何厚铧周三将提出《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计划并展开大范围的社会咨询后，外电最关心的倒不是澳门本地对二十三条立法可能会有的抗争，而是第一时间联想起2003年香港50万人大游行，并间接导致前特首董建华下台的惨痛经历。港岛瞬间也有阴谋论开始流传，谓之“中央准备敲山震虎，借推动澳门立法最终迫使香港就范”等等，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就两大特区的“反动程度”而言，二十三条明显就是为香港量身定做的，澳门就算立了法也是个没什么用的花瓶。

澳门立法过关已成定局

果不其然，22日当天香港政府正式辟谣澄清港府现阶段没有计划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开展立法工作，即便日后考虑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工作时，必定会与社会各界充分沟通，全力争取整体社会对立法建议的理解和共识。值得注意的是，紧接着港府声明之后新华社专访了香港中联办负责人，北京官方不仅完全认同港府的说法，还特别提及香港目前正遭遇金融海啸的侵扰，理当同心协力、共度难关，以此打消港人的疑心。

直到目前为止，澳门民间对政府版本的《维护国家安全法》意见并非外界早前预料的那么强烈，该草案不仅得到了何厚铧政府高官的支持，也赢得了澳门立法会的正面评价，连同何鸿燊等著名富商都开口赞成，而澳门的民主派都对立法计划持谨慎态度，未有情绪化反应。相对而言，香港的“反对派”连日来纷纷打起预防针，呼吁港人时刻警惕曾荫权“包藏祸心”，要坚决阻止港府步董建华后尘的“野心”。

据未经证实的坊间传闻指出，为了彻底切断澳门民主派借二十三条立法与香港“反对派”合流，并借机生事，北京与澳门政府甚至打算采取“两重分割法”的防火墙来隔离澳门立法对港人自由可能存在的威胁，意即时间上的分割与法例涵盖内容的分割，其一是指港、澳两地的立法时间将会完全分开，双方在时间上并无任何关连，只会按照两地的情况进行，澳门进行立法，香港毋须跟随，以体现“港人治港”和“澳人治澳”的精神。其二原本澳门法例是会在整个澳门特区实行，覆盖所有人，但现在澳门初步倾向切断地方联系，即是法例只会规范澳门人，日后香港人到澳门，将不受23条条例的约束。不管上述传闻是否为真，起码证明了北京与何厚铧政府强势推动法例过关的“决心”，也就是说哪怕天塌下来，二十三条这次必须要过。

北京先易后难 文火慢炖

当初香港的二十三条立法功败垂成，与董建华政府的颟顸、愚蠢有着直接关系，加上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发表公开讲话频频激怒港人，港府瞬间变成了人民公敌。此时此景，如今的澳门是不可能重演的。

一、何厚铧卸任在即，无欲无求只图报恩。离何厚铧的任期届满只有一年了，历数他治理澳门的得失，博彩业的辉煌与欧文龙的惊天弊案同时缠绕着何厚铧，却仍获北京无怨无悔继续力挺。舆论一般都只注意香港受到祖国多少恩惠，CEPA、自由行等等惠港措施的出台都是帮助香港经济繁荣的“灵丹妙药”，却鲜少看到北京在澳门身上倾注的大量心血，何厚铧有一大半的政绩都是在中央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完成的。现在，何特首即将卸任，无论如何都到该报恩的时候了，而完成二十三条立法，履行澳门特区的宪政义务是北京唯一希望获得的回报。

二、外资赌商缓慢渗透，京城警铃大作。今年四月间，国家主席胡锦涛亲自下达澳门博彩业不准再扩张的“最高命令”，轰动一时。北京除了考虑到澳门整体经济结构过分依赖赌博业的隐患外，还对以美国赌商为主的外资开始接触特定的澳门政界人物，寻求政治代理人，进而染指立法会选举的“小动作”警觉不已。所以《基本法》二十三条中的“禁止澳门特別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就为北京规范外资在澳门的角色定位提供了法理依据，现在只差细化法条就可大功告成。

三、民主派不成气候，不足为虑。澳门很难有数得上名号的反对派，更没有黎智英这般以反共为己任的“反动媒体”，一般来说只要政府施政还过得去，澳门市民也懒得去关心民主普选。加上澳门的国际能见度和香港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近几年也就是五一大游行比较能吸引国际媒体的眼球。所以何厚铧政府在客观上有推动国家安全立法的民间基础。

澳门警方滥权隐忧 或酿执法冤案

此次澳门政府公布的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七宗罪”具体是：叛国、分裂国家、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煽动叛乱、窃取国家机密、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及在澳门作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其中最受人瞩目的是触犯国安法后最高可判刑25年，数罪并罚者可上升到30年，就算有犯罪的“预备行为”，亦可判入狱3年。只是这“预备行为”是什么意思，市民还不得而知。此外，国家机密定义权归中央政府所有，而内地的国家机密定义历来没有章法，缺乏透明；外国政治组织的性质如何界定，怎么样的联系才算不犯法，草案中引起的法律见解争议到处都是。

那么多灰色空间，使得民间人士不得不担心一向办事粗暴、蛮横无理的澳门警察会不会“制造冤狱”，而这种担心也并非杞人忧天。据澳门媒体披露，就在特区政府决定启动为二十三条立法工作前夕，发生了某网民因张贴文章而遭警方传唤（警方新闻稿使用了“拘捕”一词），但澳门检察院却以“证据不足”为由予以退回，要求补充证据的事件（检察院新闻稿也使用了“嫌犯”一词）。具有强烈对比意义的是，何厚铧在解释国安法时特别强调喊口号和写文章都不算违法，更不会被引用《维护国家安全法》入罪，加上有司法程序作出保障，居民和团体享有的权利不会受到影响。两厢一比，确实令人忧心澳门司法机关的法律理解能力是否跟得上形势？

之所以要对国安法的条例内容锱铢必较，就是因为澳门实行的是大陆法系，而香港则是师承英国的普通法系（亦称海洋法系），大陆法系要求法官遵从法律明文办理案件，没有立法权，并且只能严格执行法律规定，不得擅自创造法律、违背立法精神，所作的解释并无法律约束力。大陆法系中，若法条出现争议，解释法律的责任在立法机关，而普通法系主要由案例累积而成，判例对以后同类诉讼有约束力，因此法律条文字眼要很仔细，法官按需要会对条文作大量解释。

这样一来，如果任由模糊地带长期存在，难保澳门立法会哪一天会解释出有利于中央政府的条例，这对国安法是否侵犯澳门市民的言论及新闻自由起到了不可预测的关键变数。总之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在何厚铧卸任前，他一定会带领澳门54万市民拥抱和谐社会，提早香港好几步进入“一国两制”的新阶段。

一、

号称视“民望如浮云”的煲呔曾终于拿出了一份比董建华时期还要“惨不忍睹”的施政报告，老董累死累活地写报告，每年都比着国务院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来对待，可曾荫权接班后，施政报告开始吃泻药。有人还为曾荫权抱屈：“香港就那么点大的地方，施政报告写那么长干嘛？特首读起来也累，不是么？”话是不错，但老董当年的长篇大论里既有实话，也有废话，到了煲呔曾手里，尽是满篇废话，而且连讲废话都要偷懒，官场中人不禁怀疑，煲呔是不是接受了落实港区“学习科学发展观”的特殊任务了，顺便给满脑子反党思想的香港人换换脑筋？

俗称“生果金”的高龄津贴制度，在特首扬言新申请人一律要接受政府“彻查家产”后，遭到了民建联、民主党、社民连、公民党、自由党、工联会和民生连线的坚决反对，于是特首办在得罪了老人的同时，也惹毛了立法会所有政党。这个年年都在吵的民生话题，政府与社会各阶层就是无法达成共识，而且因为事涉敬老这个道德问题，政府一旦手法粗暴，立刻会招徕“欺负老人”的骂名。所以，立法会里经年累月看得见议员和官员的“火星撞地球”，坊间也以游行抗议政策不公。

平心而论，若不是那“杀千刀”的雷曼兄弟突然破产，大洋彼岸的金融海啸离香港还有点远，但坏就坏在香港的金融中心声名远播，令雷曼在美国本土不能卖的迷你债券在中国香港找到了立足之地，加上本港银行推销有方，使不少人把“棺材本”都拿出来了。据官场消息灵通人士说，煲呔曾这份施政报告本来写出了八十分的水平，结果雷曼一倒，海啸一来，施政报告为了提出港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案，不得已要“大幅删减”，一度令曾荫权血压急升。配合雷曼苦主天天游行、请愿，二曾一任（特首曾荫权、财政司长曾俊华、金管局总裁任志刚）最近脾气都不太好，尤其是任志刚，被立法会议员指责“坐以待币”（特指任总裁年薪超高），港府高官的日子那叫一个难过啊。

应了那句老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二、

提到了煲呔曾的施政报告，自然要说社民连三壮男的“激情表演”。曾荫权念着报告，起初被长毛梁国雄打断，梁被请出去后，黄毓民也来插花，还扔出了“震惊政坛”的三根香蕉。之所以说“震惊政坛”，是因为事后政务司长唐英年写信给立法会主席、那位疑似地下党高干的曾钰成，加上左派报纸狂轰乱炸下，引发港府忧心立法会将出现台湾立法院那样的暴力抗议。因为当年台湾还在戒严年代的时候，民进党创始人之一的立委朱高正就是台湾立法院的乱源。

不过，别以为黄毓民扔香蕉只是一时兴起的杰作，此公事先在桌上准备了香蕉、鸡蛋，只抛出香蕉，还没瞄准目标已经很给煲呔面子了。到是有人质疑社民连此举是测试港人对这种行为的反应，如果反响不错就“逐个”修理政府高官。应该这么说，也因为这三根香蕉，使爱国爱港派终于有办法帮无能特首解围了，比起为那份“鬼都不看”的报告辩护，攻击社民连破坏立法会制度要容易得多了。并且提供了北京收紧香港政治发展紧箍咒的弹药，美其名曰，民主会搞乱政治稳定大局的。一旦普选了，多几个黄毓民、梁国雄，立法会还不造反啊？

在《有极左特首必出极右政党》中我就提到了社民连崛起的社会气氛，港府高官越发麻木不仁的表现，令普通港人对政府失望透顶，传统手段既然不能唤醒政府那根短路的神经，那么为了保住既得利益，必须采行激进方法。只是保皇党极其擅长倒果为因，只会批判社民连三男的民粹举动，却从不知反省高官是如何的“面目狰狞”。在民主制度下，人民最大是共识，不过这对会把文革当成大民主的曾荫权来说，要求是有点苛刻的。

三、

这篇文章原来是要写长毛梁国雄包里的《习近平传》，结果拜浮云特首所赐，绕了一大圈子才点到正题，真是罪过。长毛是谁，大家自己去Google，了解他的人肯定能比我说得详细地多。但多数人一定不知道这个以社会运动起家，并长年坚持民主自由的“反共顽固分子”居然还会研究中共第五代领导核心。

话说四川大地震后，港人博大的爱心着实震撼了内地人民的心灵，港府拨出的上亿港币也的确出手豪爽。但香港毕竟是个法制相对健全的特区，政府要动用大笔纳税人的公帑不是不可以，支援内地天灾更是理所应当，但立法会需要明白这钱是怎么用的，有没有用到刀刃上？于是，在曾荫权和左派大佬的居中牵线下，自7月4日起，20名立法会议员展开了3天四川灾区探访之旅，这其中也包括了被没收回乡证的5名泛民主派议员，恰恰长毛就是其中一个。或许是因为长毛爱“放炮”的个性使然，还未动身就嚷嚷彻查豆腐渣工程云云，结果在最后关头遭北京官方拒绝入境，有关官员还痛批长毛“伤害了四川人民感情”。

但眼尖的香港记者当时在长毛的包里翻出了一本《习近平传》，惊讶之余不免感叹，反共都反出心得来了，理论水平靠着一本本港版禁书快速爬升。不止如此，还因为长毛被拒入境前几天，习近平才访问过香港，作为主管港澳事务的中央最高官员来视察奥运马术比赛。相对于胡温二人在港人中的熟悉程度，这位习主席确实比较“神秘”。

长毛包里的这本《习近平传》让我想起早年董建华一段“不懂国情”的笑话。所谓爱国爱港派，一般给人很了解国情的印象，而类似李柱铭、梁国雄这等“汉奸”、“工贼”是不懂国情的境外异见分子。但董建华和他身边的一些好友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爱国左派对国情的天真程度远远超出外人想象。在三中全会上刚被“留党察看”的于幼军就是一例，老董当年大力赞扬以于幼军为代表的中共青壮年领导人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民族复兴的中流砥柱。回归后，时常听老董说A部长能干有远见、B书记天资聪慧、C省长亲民勤政等等，但奇怪的是，就在老董夸完这些人没多久，A部长跳楼自杀；B书记被双规；C省长包二奶被揭发，直到最近的于幼军，老董对内地官场的无知令人大开眼界。

董建华是好人，是个令人心疼的老好人，但他不是个好特首。在忽然爱国大行其道的年代，多少流于逢迎拍马之辈，他们对祖国的认识或许还不及老董。为了攫取最大限度的政治经济利益，又有多少爱国左派昧着良心，吹捧出一个个伟光正的好公仆，人们不得而知。

在支持伟光正和反对伟光正的战役中，他们眼里的中国是扭曲的，过分强调正面或负面的政治现象，并将之神话为一种信仰都不是理性爱国的表现。或者他们在爱党国和爱国之间的拉锯是外人很难理解的。但无论如何，长毛以他的方式“读懂中国”，这种求知的精神值得我们思考。

本文刊于2008年10月13日《纵横周刊》

10月8日，香港立法会60名议员宣誓就职；一天后，建制派自由党3名立法会议员宣布退党，该党分裂；又过了一天，香港媒体率先披露“内幕消息” 说，同属泛民的民主党和前线将择日合并，加速“反对派”的内部团结。只有三天，还没等港人把眼神从全球金融风暴中移走，香江的政治人物已经完成了政治板块性移动的巨大工程。

立法会宣誓那天，本港多数媒体无心留意议员千奇百怪的宣誓方法，反而对立法会主席曾钰成的党籍兴趣颇浓。因为在此之前，被议员诘问是否具有民建联与中共双重党籍的主席竞选必答题时，曾钰成顾左右而言他，无论怎么问就是不说明白。以至于官场、民间众说纷纭，更有评论人针对香港回归后中共在港党组织近乎隐形的原因细细探究。香港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明令禁止立法会主席不可以有中共党员身份，不过凡事务求透明的港人很在意曾钰成既是直选区议员，如今又获选为立法会主席，即便真是中共党员也应该说清楚、讲明白。可曾钰成躲躲闪闪的态度令本来并不复杂的问题变得尖锐了起来。

至于自由党分裂，这一切和前主席田北俊直接有关。自立法会选举结束以来，自由党频频成为港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其内部权力斗争，外加与中联办那雾里看花的暧昧关系使市民天天有热闹看。当然自由党这次分裂，部分原因还是在权力分配上，尤其是作为建制派的成员，该党高层由谁进入即将改组的行政会议是矛盾爆发的最高潮。自由党的辉煌曾让田北俊“春光满面、朝气勃发”，如今还是因为他，自由党从代表工商界的精英政党沦为田北俊的一人党，所以当倒田派获知” 太上皇”心意已决时，除了退党，也别无他途了。

当然就在建制派的民建联籍立法会主席遭遇诚信瑕疵、自由党轰然崩解时，泛民主派也没闲着。泛民第一大党民主党与参政团体”前线”合并的消息，在港岛不胫而走。泛民各党素有内讧的传统，当年民主党的内讧被视为前线崛起的关键因素，之后前线内部也多次内讧，如今两大内讧高手宣布合并，怀疑者似乎远比祝福泛民团结的人要多得多。但无论如何，越临近双普选，泛民小党的生存就越困难，与其到时被“低价兼并”，不如趁手中还有些许筹码尽早出手，不但能得到泛民支持者的赞赏也能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何乐而不为呢？

以往谈起内讧，泛民留给港人的印象是最明显的。明知在争取普选的道路上外力障碍很强大，泛民各党还为一己之私斗得天昏地暗，无数港人对此都唏嘘不已。现在风水轮流转，背靠伟大祖国的建制派事端频仍、灾祸不止，自由党甚至面临生死存亡的重大抉择。诚然冀望双普选后能上台执政的泛民，眼下只走出了团结的第一步，自由党虽元气大伤，但爱国爱港的主流民建联却不受影响。

建制派在思考如何应对自由党崩溃后，谁来代表工商界的难题时，民建联也遭遇了铁票流失的尴尬。建制派各大政治力量如何继续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应对双普选时代的民意考验），并肩负起辅佐特首的重任是属于亲政府派亟需突围的课题。而泛民，在继续坚定保持追求民主政治、落实法治正义的道路上怎么改善与中央政府常年紧绷的关系则是最要紧的难题，即便手握六成民意，若与中央持续交恶，就算普选之日真的来了，谁又能放心把香港交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