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坐车的时候偶然听到一位年轻的母亲正在对自己年幼的儿子谈论着关于北京奥运会的英文口号：One World One Dream，这个孩子把妈妈当成十万个为什么问道：既然汉语里有多音多义字，为什么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英文翻译一定要是one，不能是a么？我原以为这位母亲会解释一下英语语法，但没想到她只说了一句话：“既然大家都这么理解，是one还a没必要斤斤计较吧？”我无法推测究竟是这位母亲的英语功底不佳，回答不了儿子的问题，还是只是简单地随大流，人云亦云地教育着懵懂的孩子：做人中庸一点好。

在这对母子下车后，我想到了“中华台北”、“中国台北”的名称争议，迄今为止我写了两篇关于这件事的文章，却从未仔细想过为什么这一个字会惹出那么大的风波，到底谁错了？

一个字的尊严与误解

很明显，对中国和中华两个词组，大陆和台湾（至少是民间）的态度很反常，甚至是尖锐对立的。邓小平曾经说：“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要以大局为重。”而国台办发言人从端出《名古屋协议》开始就挑明了“中国台北”的称呼是“历史问题”。基于邓公对处理历史问题的解释，中华、中国没什么区别，“要以大局为重”的思维占了上风。

不过近年来，对邓公的这句话，大陆理论界也出现了质疑之声，即：对历史结论“宜粗不宜细”，但回首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必须“宜细不宜粗”。对待的历史的“粗细论”很能反映大陆在处理争议事件的“大局观”。当初中南海高层根本不会察觉到的“细节”，竟然差点闹到了影响奥运顺利举办的“大局”，于是当中新社、CCTV、新华社接力展现善意后，名称风波告一段落，但疑问并没消除。

在这次的名称风波中，大陆民间占据主流意见的声音是指责台湾人“小鼻子小眼睛”，非要抓住一切可乘之机切割与大陆的关系，中华、中国之争纯属无事生非，奥运是全球华人的盛事，台湾人就知道添乱，其心可诛。但一岸之隔的“那边”，想得完全是另一回事。撇开极端主义者，大多数人都希望以“中华民国”屹立于国际社会，然现实的残酷由不得你，中华民国至今“妾身未明”，为免争议再起还是灵活变通一点的好。所以，WTO框架下出现了“台澎金马独立关税区”，而国际奥委会认可的称呼又叫做“中华台北”，就中华民国公民的心理承受力来说，不能用自己的国名已经是一种让步了。

除了主观认为自己已经让步的先入为主，台湾人与大陆人对中华与中国的认知也有落差。其一，在无法声张中华民国的现实下，中华可以被视为智慧的妥协（虽然简称也有中国之意）。其二，民主转型后，党和国的政治概念逐渐脱钩，在不能认同以中共为绝对力量，并具有强烈排他性的“中国”的客观条件下，中华与中国的含义有了很实际的区别意义，前者是一个民族的代名词，而后者显然只是一个政权的符号而已。中华台北在地理上不能代表整个台湾，台北只是目前宪法上的“中华民国首都”，让到这一步已经是极限，为什么大陆还想在极限上踩一脚？

沟通方法错误 前车之鉴没人理

最近马英九政权出现执政危机，有好事者举着放大镜一一探究这个政府到底“哪里有问题”？他们有做错事情吗？没有；他们犯下了倒行逆施的滔天罪行？也没有；他们继承了民进党贪污腐败、专权跋扈的“官场陋习”了？还是没有。结果还是一群再平凡不过的家庭主妇在行政院副院长邱正雄“巡视”大卖场物价水平时，一语中的：高官又来作秀了。

说“又”不是冤枉马英九政权的部长们老是犯浑，而是他们真的当“精英”太久了。这群家庭主妇很奇怪，一个从来不买菜、不做家务的高官，这么跑跑超级市场就知道民生疾苦了？每天穿着西装、吹着冷气、手捧报表，通货膨胀下的物价于他们就只是经济数据的浮动比率，而非越来越多家庭出现“入不敷出”的生活常识。马英九政权的部长个个都是博士出身、大学校长的杰出精英，象牙塔里永远停留在纸上的人民生活很抽象，对学者、专家而言，用图表、数据、结论堆砌出来研究成果的就是“生活”。

于是，这群“不太能干的烂好人”干出了让人民摇头叹息的“荒唐事”，诸如国际油价节节高涨，行政院高官竟然捧出统计数据来回答“其实台湾人的生活没那么差”的质问，很冷血。在看尽前朝政府凡事政治挂帅的教训后，马英九身边的幕僚个个都成了“事务主义者”，没有政治神经不去说，连一句像样的“人话”都说得疙里疙瘩的。博士、校长们做学问很在行，但就是死活不会说“大白话”，以至于之乎者也听多了，再好脾气的人都要问，高官们到底想表达什么？

曾几何时，陈水扁的部长们个个巧舌如簧、能言善辩，现在马英九和他的部长们口才不佳应该是政务官诚实、本分的美德，怎么人民那么难伺候啊？人民不要只会诡辩的“坏官”，但同样不能接受只会守本分的“庸官”。这么说吧，如果民进党的官都是“混蛋”，那么国民党的官就都是“好蛋”，但一个只是犯混，而一个只是一味傻呵呵地充老好人。满脑子陈规陋习、循规蹈矩，不求创世之功，只保安稳太平之福。

台办官腔不改 沟通永远“鸡同鸭讲”

陕西的那张虎照发展到后来的千人整风大会，媒体们居然捕捉到了人民公仆“灵魂出窍”的场面。在大陆官场，官腔是所有官员必须学会的“潜规则”，不打官腔的总会遭到同僚“假清高”的排挤。这种套话也在国台办身上体现地“淋漓尽致”。不知道是国台办晦气，还是马英九实在太衰了，台湾人一看到官员高高在上的嘴脸就犯恶心，自家民选政府的部长已经够“无聊加三级”了，对岸老共的国台办也机车地拿《名古屋协议》来为“中国台北”打圆场。

不仅如此，新华社的稿子里里外外透着一股子“酸味”，台湾人的解读是：国台办是想讲，大陆媒体也是有新闻自由的，人家爱叫啥就叫啥，台办管不了呗。不过，脑袋清醒的人却说，大陆媒体不是国台办的“势力范围”，这么说也算无可奈何。

姑且不说台办到底是何用意，但多年以来台办发言“外交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动辄语气强硬、态度坚决，跟外交部比是不矮人一等，不过狠话放完，该干嘛还干嘛。特别是体制内，外交部手握实权，国台办乃“无牙老虎”，除了官腔还能说什么？

沟通的要义在通俗易懂，胡锦涛可以高谈阔论深奥的国家大事，但如何把元首高屋建瓴地讲话细致到普通人能理解的层次，尤其是不懂大陆某些特殊语境的台湾人，就是国台办应尽之责。反复强调领导人的重要指示固然不会犯错，可沟通效果必然打折扣，时间一长，沟通成本也必然倍增。等到两岸的交流出现“鸿沟”之时，民间再多的交往也注定无济于事。

回到本文开头的那个故事，我不相信国台办对政策拿捏的水平“不到位”，更不会以为李维一、杨毅、范丽青们把台湾民众当成中共党员一样，本着“训话”的姿态居高临下地传递“善意”，只盼台办少说些“冷笑话”，多讲点“普通人的大白话”。除非台办的高材生们自认你们的嘴比马英九那些博士部长还要笨。

昨天傍晚，国台办两位发言人李维一和杨毅联袂向台湾媒体解释最近一段时间台湾参加奥运名称的争议，从之后的新华社通稿中可见国台办早有准备，从1979年国际奥委会通过《名古屋协议》恢复了中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的权利，到1981年台湾正式确认接受《名古屋协议》，直至1989年两岸奥委会的“香港协议”。就只为证明一点：“中国台北”我大陆叫了那么多年，你早抗议晚不抗议，偏偏临近奥运开幕，扯个大嗓门乱嚷嚷。国台办的解释说明只差“故意找茬”的潜台词没说出口了。

一、一字之争 一叶知秋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石之瑜近日撰文认为，台湾朝野对中国台北的抗拒和抗议，其实就是感觉抗拒不了大陆以后的撒娇，动机是测验一下对方对自己到底有多重视。这种判断固然是一方面，但更多的原因还在于从细节的变化体察“见微知著”的水温。国台办版本的解说词，就一个意思：一个中国都可以各自表述，为什么“中国台北”、“中华台北”不能大陆、台湾“各自表述”呢？而石之瑜也抬出九二共识，批评政客“过于矫情”。

对此，今天的《中国时报》以《北京的待客之道》来重申主流舆论的观点：“身为东道主，北京当局不去营造符合奥运精神的氛围，让作客的‘中华台北’有宾至如归之感，却放任‘中国台北’在电台、报纸乃至任何一个官方喉舌机构铺天盖地放送，这岂是待客之道？”

石之瑜的“矫情论”若只是就奥运名称来说，台北的反应的确有点神经质。但联系到近来两岸学界方兴未艾的“国际空间”，此番名称之争，台湾人要看的是大陆的真正态度。如果连不关国家主权的细节问题都要“斤斤计较”，那两岸商谈其他“敏感问题”岂不是更难？对台工作是做“人”的工作，而人有时候未必事事都理性、冷静，人往往又是很感性的，照搬协议、条文不是不可以，但却难免留下“不通人情”之憾。既然Chinese Taipei能有两种解释，为什么大陆不能“心胸开阔”一回？

二、邱毅信口开河 火上浇油

国台办昨晚郑重其事地说明会，成为今天台北政坛的热门话题，不甘寂寞地“邱大炮”也没闲着，上午大放厥词：“如果仍然坚持不改变译名，仍然要称呼我们做中国台北，我觉得我们可以抵制奥运！”你没看错，这话的确是邱毅说的。按常理，讲这种话的应该是民进党人才是，见到“中国打压、自我矮化”就跟吃了兴奋剂一样亢奋，“抵制奥运”出自这类人口中也不奇怪。但大陆人民熟悉且奉为“倒扁大将军”的英雄，怎么也会脱口说出伤害“大陆人民感情”的话呢？

我知道肯定会有人以“邱毅是立委，这句话也许是传达基层民意”，或者干脆用“口误、嘴太快”来为英雄的失言“解围”。但很遗憾，邱毅这次进立法院不是人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而是作为政党推荐被国民党“保送”才当上的民意代表，而此公的“快嘴”惹出的风波远远不止这一次。更何况，邱毅不会不知道国际上敢随便拿“抵制奥运会”这种话当噱头的知名人物会遭到大陆人民多么严厉的谴责、杯葛，而如今，只为了他“管不到”的名称问题就上纲上线到“抵制奥运会”，邱大炮还真是够白目的。

三、左右都不行 中道方为上

如果把国台办紧紧抱着“大陆媒体不适用于香港协议”，坚持“中国台北”的称呼视作“左”的话，那么邱毅的信口开河就是右了。无论是左是右，这种只顾自己感受、不管他人死活的做法都不可取。既然国台办认为“当前两岸关系呈现改善和发展势头，来之不易，应倍加珍惜”，那有为何不拿出实际行动来维护这来之不易的良好的势头？而早前认为马英九就职演说中的“中华民族”一词用得很好的邱大炮，对全球华人恭逢其盛的奥运会带头宣扬抵制，这于己于人又有什么好处？

除了抵制一说，邱毅还“自作聪明”地认为，据他了解，大陆对台系统倾向称为“中华台北”，但对外系统则倾向以“中国台北”称之。还说，大陆总是在最后关头让步，希望大家拭目以待。我是真不知道该夸他还是该骂他，没有成熟的事情就先放风声，这又不是陈水扁的弊案要先预告，你把北京未来可能做的事情，连底都漏出来了，京官们要怎么办？照着做，证明现在的坚持都是官僚主义的虚伪，大陆又一次“食言自肥”；不那么做，一顶“北京官员心胸狭窄”的大帽子就扣上去了。邱毅到底是在帮忙解套，还是帮倒忙想套住大家？

还是那句老话：理解是相互的，理解也是万岁的。多多理解，少找麻烦比什么都强。

7月20日，台湾共产党在台南县新化镇举行成立大会，但很讽刺的是，这个党的灵魂人物、主席王老养曾经是民进党台南县创党党员。他最早萌发创建台湾共产党的念头可没有外人想象得那么崇高，完全是冲着和李登辉执政的国民党“对着干”，并煞有介事地以“国民党最怕共产党”为由，表达对政局的不满与忿恨。

一、台共只为争口气 党主席见过李鹏

6月20日，中华民国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判令《人民团体法》中“禁止成立主张共产主义，或主张分裂国土性质的人民团体或政党”违反宪法，我以扫除党禁最后一关来阐述大法官违宪判决的重大宪政意义。其实，现年61岁的王老先生早在1993年就打算筹组台湾共产党，1994年正式向内政部申请登记，当然结果是被官方以“人民团体法”给驳回。在王老养的档案中，有一段1997年6月前往北京的经历，并获得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接见，不过可别误会台共与中共有什么关系，2006年有记者曾问过王老养怎么看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这位农民出身的老伯语出惊人：“台湾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是一边一党，可互访交交朋友，但台湾还是独立比较好。”

除了宣扬扶助弱势群体、主张国家福利与社会互助，这个王老养浑身上下没有一点与共产党相像的地方，连中共最不能容忍的台独都张口就来，骨子里对民进党及本土独立运动理念的深刻认同是台共最鲜明的政治符号。而王老养在本月20日成立大会上的横幅中，赫然挂出“合宪性”的字样，摆明了要试试大法官的判决是不是得到了落实，好好地出一口被“恶法”压迫的窝囊气。说到底，他只是在行使《中华民国宪法》赋予合法公民应有之结社自由等宪法权利。

此外，王老养自称该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细心翻翻党章草案，“奉行国父遗教，期达民主、自由、均富之大同理想国境”等宗旨，怎么看都是继承孙中山早期的遗志，与共产主义八竿子打不着，此为“挂羊头卖狗肉”的典型个案。

二、政党多如牛毛 多一个也无妨

据内政部民政司的数据，截止台湾共产党成立为止，中华民国境内已有142个合法政党，其中名称包含“中国”二字的有52个，包含“台湾”二字的有19个，包含“中华”二字的有16个，包含“民主”二字的也不少，多半与前面三组字有连结。台北官场有人戏言，走在台北的街头，运气好能碰上四五位党主席。形形色色的政党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主化后最大限度保障人民政治权利的积极一面。

提到台湾共产党，有一个名字不能不提：谢雪红。此人一生的组织关系是其身后最具争议的研究课题，同时学界对以谢雪红为首的台湾共产党在日据时代的某些主张及行为分歧巨大。曾有人指控谢雪红在1927年提出的政治大纲中，公开宣扬“建立一个独立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外的台湾共和国”，而早期台共地下组织倡导的“台湾独立论”、“台湾民族论”都被现在的台独激进势力“津津乐道”。

台湾的地下共产党组织从日本殖民时代就遭围剿，日本投降后，紧接而来的二二八事件则使台共成为蒋介石及国民党的“眼中钉”，谢雪红顶着“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并与国民党反动派做武装斗争”的英勇事迹，成为中共建国后的“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但就是这样谢雪红一样没逃过1957年反右运动被打成“右派”以及文革遭批斗的命运。

三、共产主义的海市蜃楼只适合精神自慰

学者丁学良曾把“三民主义”改成“二民主义”来形容台湾社会对现状的一种定义。所谓“二民主义”，只是把民族、民权、民生中的民族剔除，并将之细化到中华民族主义正在或将要被台湾民族主义取代，以此提醒中共对台工作应该从过分强调虚假、空泛的种族号召，具体到体认实实在在的民主权利与民生基础上来。

无论何种政党，奢望他们达致国家最终统一都是荒唐的。在民智已开的社会，人民会用最实际的功利心判断统独的是非好坏，特别是针对挥别荣民老兵、年轻世代渐成主流的台湾，那套传统的统战手段已与时代脱节，过度扩张民族主义的国家统合论，却不对台湾人民已经获得的民权与民生加以诠释与着墨，统一的天平自然无法摆荡到大陆一边。这是现实，虽残忍却也真实。

同样，以共产主义为招牌组建政党，在中华民国宪政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他不但从国民党半个世纪反共的牢笼中挣脱出来，还加快了民主进程深入人心的脚步，为宪法权利的“名实相符”提供了最好的注解。姑且不说，沉溺于蓝绿对立的台湾没有共产党生存的空间，就是有，在本质上这种共产党也必须仰人民鼻息，服膺民主选举的“普世价值”，自由参与执政权的竞争。只是若想复制中共式的威权政党形态，也注定不会逃离“橘生淮南为橘，橘生淮北为枳”的悲惨下场。

本文刊于2008年7月21日《纵横周刊》社论

七月上旬台湾媒体援引华盛顿的消息来源，传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曾亲自致电台湾国安会秘书长苏起，转达布什政府将冻结对台军售的决定。就在这一“未经证实”的消息还余波荡漾之际，7月17日，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基廷出席华盛顿传统基金会的一场论坛时，被动地承认了“在相对较近时期，美国并无重大对台军售”的坊间传闻，并称这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基廷此言一出，立即引起舆论高度关注，并在中美台三方引发不同程度的判读和分析。

传统基金会邀请基廷前来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其主题与对台军售没有关系。反而是在主旨演讲之后的提问环节，基廷被动地回答提问者关于坊间传说美国对台军售政策发生变化，阐述了他的“个人看法”，当被记者追问暂缓对台军售是否代表美国正式“冻结”对台军售的政策，基廷以“这是行政部门的政策，他不适宜代表白宫国安会或国务院发言”为由，把球踢给了国务院，并且全程都回避“冻结”一词。除此以外，基廷仍然重申了《与台湾关系法》中美国有协助防卫台湾义务的官方立场。

然而，事后媒体的报道和观察家的分析与基廷讲话原意差别巨大，更有甚者将之扩大引申出“美国政府根本性改变对台军售的基本立场”、“华盛顿将关闭台湾购买美式军备的大门”的观点。有观察家指出，“冻结”不是取消，也不是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的实质性改变，“冻结”的另一层意思是随时可以解冻，解冻与否，并不受到外界任何一方压力的影响；与此同时，多位美国军事将领也公开强调，美军不会因为布什政府冻结对台军售而减少协防台湾海峡的承诺。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基廷口中“台海两岸当下‘非常、非常、非常不可能’发生冲突”将导致66架F-16战机的军售案搁浅。因为根据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的规定，美方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必须是“防御性”的，而两岸关系自马英九当选以后，发生军事危机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台湾防御威胁的客观条件正在降低。在不想造成海峡两岸形势不稳，加上朝核、伊核等国际外交热点需要北京方面高度配合的政策评估后，布什政府做出了暂缓军售的决策。而对于一个只有几个月任期的政府来说，这项决定也只代表布什及其政府，对美国的长期战略和国家利益影响有限。

将近30年来，美国对台的军事援助络绎不绝，即便是中美建交公报、八一七公报签署后，美台军事互动依然热情不减。出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考量及实际利益，售台军事装备都是华盛顿保持自己“客观存在”于两岸之间的证明。1999年7月，李登辉发表《两国论》，克林顿政府曾一度认真考虑以冻结军售的方式“惩罚”损害美国利益的“特殊国与国论”，但来自国会参众两院的强大压力迫使民主党主政的白宫“三思而后行”，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著名亲台派议员赫尔姆斯当年更是扬言：“如果冻结对台军售，美国所有对其他国家的军售也别想过关。”

其后的一边一国论、终止国统会运作，都从华府传出行政部门想以冻结军售来修理台北执政者罔顾美国国家利益的行为，但也只是“只闻楼梯声、不见人下楼”。所以，在美台互信基础相对薄弱的时候，华盛顿都“停不了”军售，当前的两岸情势更不是美国放缓脚步的理由。

但是问题的核心就在主导美对台军售的国务院呈现意见分化的局面，国务卿赖斯明确表达了反对继续军售的观点，不过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与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希尔和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之间就是否继续售台武器立场分歧较大。有人总结后戏言，“正的都反对，副的都赞成”，以此突出国务院内部决策高层的态度不一。

诚然，就在基廷发表完“个人意见”后，国务院通过一名不具名的官员向台湾媒体表态，政府政策没有发生变化，其后，国务院发言人出面“以正视听”，用复杂且含糊的外交辞令为基廷的讲话做出补救努力。

另一方面，台北方面则由总统府发言人王郁琦阐述官方立场，不仅如此，总统府还通过书面形式与美方沟通，特别强调军购预算已通过立法院审查，代表台湾落实强化自主防卫的承诺，对外界传言甚广的马英九核心幕僚希望美国暂缓军售的“谣言”也一再澄清，并呼吁美方按原计划履行对台义务。台湾《中国时报》社论就指出，随着两岸关系的解冻，一个全新的台美中三角关系，正在形塑中，这其间政治、外交与军事的“硬实力”是一环，经贸、文化、观光等“软实力”是另一环，两者之间所呈现连动与消长是极其微妙的，怎么在这个动态的分际间，争取更大的和平与稳定空间，将是马政府未来这几年的重要功课之一。

本文刊于2008年7月21日《纵横周刊》

7月20日下午，民进党召开下野后的第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各大派系跃跃欲试。电子媒体全程关注四大天王的动向，并对陈水扁与许信良同台兴趣盎然，这场全代会是近期民进党一线政治人物宣示各自实力和筹划蔡英文时代的权力版图消长的重要时刻，以至于除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吕秀莲婉拒出席外，男性天王们个个捧场。而本次全国党代会已经开始为2009 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做出制度性妥协——停止党内初选，改由党中央全面征召。

失去执政权的民进党在面临党部财务危机、基层组织人心涣散、人民怨恨情绪犹在的多重困难中，迎来了全代会，而这次发迹于党外运动并自诩结合本土、草根文化的政党，其重要派系及其代理人对权力的追逐向来令人侧目。特别是当政治舞台所剩无几，党中央的决策平台是渴望”我将再起”的政治人物必须攻克的一关。于是，全代会选举产生中执会、中评会、中常会等权力组成机构就是外界观察党内权力平衡的指标之一，而据最新消息显示，在苏贞昌与新潮流系通力合作下，“新苏系”成为民进党最高权力核心——中常会的最大赢家。而此前，党内涌动着陈水扁、谢长廷等人再战沙场的提议则无人问津。

权力竞逐历来是民进党全代会的保留节目，但这次显然不占主导地位，反倒是令民进党人引以为傲的初选制度将被中央集权式的征召取而代之，激起了不少争论，并与廉政委员会扩权改革一起荣登民进党体制变革的唯二焦点。

党内民主一直是民进党讽刺国民党的有力武器，也是每次重大选举，绿色军团必定标榜的进步价值。但自从经历了前主席游锡堃与蔡同荣等“老人家”极具杀伤力地排蓝条款、十一寇的“毁灭性打击”，使同志反目、手足相残成为党内民主的代名词，加上人头党员阴魂不散，党内初选制度的公平性、代表性丧失殆尽，且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这也是被舆论归入民进党下野原因之一。

推倒缺乏活力与约束的刻板制度，采取似乎与民主、进步价值背道而驰的方向，收窄党同伐异的权力运作空间，正是当前民进党转变“假民意”绑架党中央的一种有效方法。在深刻教训面前，人人平权落实民主初选的模式已经被无序且残忍的政治斗争给摧毁地支离破碎，尝试中央集权来巩固政党体质的相对健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当然，这种政治趋势与制度妥协也会带来领导人的道德风险，但眼下的蔡英文至少不会让人“提前”操这份心。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往届乏人问津、索然无味的全代会，这次竟然会出现349 名党代表只缺席9 人的最高出席率，外加党代表发言踊跃，少了些许火药味，多了几分反思的惆怅。当马英九执政的”马上就好”变成一句针砭时政的调侃之语，蔡英文的民望也攀上了一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