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大前曾有海外媒体猜测，任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外交官王光亚将回国，接替升任国务委员的戴秉国，司职外交部党组书记一职。但2007年9月，北京高层却调回了驻日大使王毅，并安排其接下了党组书记一职，王光亚归来之日被推延了下来。

而如今，随着中共在港媒体《文汇报》出面证实，王光亚卸任，外交部现任副部长张业遂将出使纽约之际，中国外交系统的人事调动将告一段落。

九月联大 两人正式交接

王光亚和现任外交部长杨洁篪是中学同学，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时任总理周恩来下令从北京、南京、上海工厂、农村、农场征召散落的原外语学校的学生，调集至外交部以培养翻译人才。杨洁篪、王光亚等人有幸入选，从此踏上了外交之路。之后，王、杨还一同远赴英国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深造，回国进入外交部后，两人都长期从事对美外交。王光亚和他的夫人陈珊珊都是外交官，且二人还是中国外交界著名夫妻档，更为特殊的是，陈珊珊有一个元帅父亲——陈毅。

按照王光亚的联合国特命全权代表的任期，与他交接的张业遂本该在今年5月就上任，但由于台海局势紧张、陈水扁当局在下台前一天的5月19日依然向世界卫生大会递交入会申请，令北京高层决定短期内驻联合国代表团掌门人不换，至少得等两岸关系稳定了之后再议。

但等到两岸趋于缓和，北京奥运的来临，使张业遂又走不开了。面对京奥开幕式，全球一大半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光临中国的首都，外交部的礼宾接待任务是张业遂离不开的重要原因。而担任过四年外交部礼宾司长的他，即使升任外交部长助理、副部长后，仍然分管外交礼宾事务。

于是，这一拖就拖到了九月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而今年的联大会议，中南海的计划是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反正王光亚的代表职务交接也不急着马上就办，索性等总理外访结束后，外交人事再调动。但这并不妨碍“消息”事先走漏。

两岸外交难题 踏入“深水区”

张业遂的重要性，在两岸关系快速融冰后的当下殊为关键。特别是在马英九政府施行“外交休兵”政策后，台湾总统府与国安会制定了有别于扁政府时代的参与联合国策略。但是，8月26日，随着中华民国邦交国向联大递交提案，这份题为“中华民国参与联合国专业机构提案文”，引来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书面信函，虽然信中王光亚“照三餐”的机械式重复北京方面的既定立场，不过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却说出了过去八年来，外交部从来不曾有过的一个新提法：“通过协商找到妥善解决的方法”。

至于北京方面为什么还是铁板一块地拒绝台湾伸张国际空间的努力，8月26日的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陈孔立的专文，详细阐述了目前台湾加入或参与任何国际组织的客观困难，并指出这些困难的形成与发展并非北京刻意刁难，而是如果台湾方面只是主观地设定一个“不可能一个晚上达成”的“首要目标”，却不与大陆协商寻找解决的途径，用台湾学者杨开煌的话说就是，“中共已准备好要和台湾谈，但不清楚台湾想要什么？”

这种两岸都有诚意解决问题，却缺乏方向感及目标的局面是比较吊诡的。同时，以目前所有台湾想参与的联合国专业机构的准入门槛都是“主权国家”来看，唯有与北京协商降低个别国际组织入会的标准，台湾国际空间才能有走出去的那一天。

另一方面，有鉴于马政府推动“亲中”的大陆政策，包括马英九本人在内的两岸政策制定者都接到了来自华盛顿方面越来越强烈的“暗示信号”，直到最近，美国在台协会（ＡＩＴ）理事主席薄瑞光亲自口述的“二不”忠告：不能暗示中国对台拥有主权，以及台湾国际活动不能由北京来最终同意。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薄瑞光传话的时机选在了京奥正在举行、马英九就任总统后首次过境美国本土期间，美方传递出了极其清晰的信号。美国真正担心的是，马政府任何试图绕开华盛顿，并有可能做出伤害美国国家利益的决定，此为“未雨绸缪”的典型。

张业遂手中的“台湾山芋”很烫手

据外交部网站的介绍，张业遂在2003年7月24日的国务院命令中，他出任的外交部副部长一职，主要分管西欧地区、军控、条约法律事务，但2005年分管港澳台外交事务的周文重，奉命接替杨洁篪转任中国驻美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的权责重新划分。一直到现在，张业遂都是外交部主管政策研究、涉港澳台外交事务的副部长。

如果说王毅履任国台办主任是外交与对台工作融合的开始，那么张业遂的使命就是在处理联合国等多边国际关系，纳入台湾元素，灵活机动地应对关于台湾的棘手问题。处于要害岗位上的外交高官必须实际参与到对台决策的核心圈中来，同时，外交系统对付台独势力的那一套“党八股”是否还有修改、完善的空间，也是外交与对台工作培养默契的一个剖面。

下半年，海协会长陈云林将会应邀访台，除了既定的多项两岸经贸议题有待磋商，政治性课题的谈判官方时间表势必也会提及。类似国际参与的敏感话题将不可能再由国台办来“独当一面”，而这中间，同时身兼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与中央外事工作小组秘书长的国务委员戴秉国，能否依然扮演好“胡锦涛特使”的桥梁作用，也是观察中南海具体行动的一个切入点。

中国外交系统在告别了“强人钱其琛”之后，中青年一代已经顺利接过前辈的托付。不管你是否承认，台湾这个词汇在中国外交舞台上出现的频率将越来越密集，他所代表的政治权重与时代意义也将跨越前人不曾想象过的高度、广度、深度。

说两件关于国民党的事情，一件是已经发生的，另一件是将要发生的。当所有人都在讨论民进党前途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党最没有前途的一刻。那手握政权的国民党，最近在干什么？

一、

国民党党章研修小组本月25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敲定了将于今年11月22日全国代表大会上，对国民党党章的修改方向。这其中，党中央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常会的结构性改组与总统兼任党魁的建议再度引起台北政坛的强烈注目。

这个敏感话题，上一次出现是在2个月前，而几天之后的监察院长投票，沈富雄的下场为这场空穴来风的无妄之灾画下了休止符。当人们以为事态就此平息的时候，党章修订又把众人的视线拉了回来。因为问题还躺在那里，政治资源分配与权力运作的天平仍然高低不均。所以，但凡垂涎总统府、行政院的政治人物，无不削尖脑袋，突破党章的禁锢，真正使国民党达到“党政合一”的政党、政权并轨，全面实现失落了八年的执政春梦。

几乎每一个台湾人都明白国民党“党政合一”或“以党领政”将意味着什么，所以社会舆论与马英九结成同盟，共同抵挡野心勃勃的国民党政客试图重温专制旧法的黄粱美梦，并一再尝试打造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防止利欲熏心的党员裹挟民意，夹带个人“私利”。

然而，执政后迄今已近百日，马政府疲态毕露，当初竞选时喊得如雷贯耳的“六三三”政策，如今只需看看财政部与行政院主计处公布的一揽子经济统计数据就可知任务极其艰巨，达标已经无望。而有一组数据的触目惊心的程度显然早就超出了语言能够表达的压抑和愤怒：据台湾财政部财税资料中心显示，金字塔顶端的最高5%与最底层5%收入所得相差高达58倍，贫富差距又一次刷新了历史记录。另一边，行政院主计处22日公布的数据说，受政府社会福利支出增加影响，去年最高与最低家庭的可支配所得差距倍数，缩小为5.98倍，为连续第二年缩小差距；但不计入政府移转收支的最低所得家庭与最高所得家庭差距达7.52倍，已连续5年拉大，且是6年以来的新高。

宏观经济受物价飞涨、景气衰退、失业人口预期性增加、产业升级转型遭遇瓶颈等多重因素压迫，就算再来十个陈水扁，也救不了马英九、刘兆玄。如此局面，让向来与马英九保持口径一致的刘兆玄也松口承认：在目前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中，总统兼任执政党主席对党政运作“会有帮助”，马英九总统自己会思考要不要兼任党主席。

格外严峻的执政前景迫使行政院认识到离开了国民党的配合与扶持，博士内阁将寸步难行的尴尬现实，特别是在总统本人处于弱势地位且缺乏乾纲独断魄力的当下，唯有运用刚性政党的党纪，辅以大量行政资源来“威逼利诱”，以求执政通道保持畅通。2个月前的舆论争执的重点，在于例举自两蒋时代以来，党政同体致使民主化进程长久性停滞并发生历史性倒退，李登辉延续党国体制演变出“黑金滥权”，陈水扁就更不用说了，一人代行一党之权威，功勋或许只有老蒋足以媲美了。

与党政不分相伴相随的是对领导者个人的非凡考验，而历史证明前人无一能抵挡得住权力的诱惑。所以，总统兼任党魁更深层次的矛盾，是效率优先，还是民主第一的怪圈，以及在何时套用何种方式的犹豫与徘徊。当权力集中所具备的专制特色能解决眼前难题的关口，是否要坚守民主政体对权力分散的标杆，对初级民主遭遇重大挫败的台湾，抉择重要，也很关键。对拥有专制前科的国民党，意义尤其深远。

二、

8月21日，台北市长郝龙斌在陈水扁东窗事发后的风暴外围插了一朵名叫不太雅观的“喇叭花”，为气氛低迷的台北政坛平添了几分“政治酬佣”的乌云，虽未引起媒体太多的兴趣，但就其本身还是有一说的价值。

事情不复杂，用一句话说就是：连胜文21日接受台北市长郝龙斌邀请，出任北市悠游卡股份有限公司官股董事，内定担任董事长。

而悠游卡则是类似香港的“八达通卡”，目前仅用于捷运、公车、停车收费，未来将扩大为通用的电子收费系统。郝龙斌在接受媒体询问聘请连胜文是否另有“政治考虑”的时候，罗列出连胜文丰富的职业经历。郝龙斌的意思是，连胜文既然能胜任瑞士第一信贷第一波士顿投资银行经理、摩根史坦利投资银行副总裁、奇异亚太创投基金执行董事暨大中华区负责人等国际金融集团的能力，担任小小的悠游卡公司董事长有什么问题？

郝龙斌的这句话颇为有趣：“以连胜文先生现在在国际知名的金融机构担任资深顾问，他这样的待遇，需要酬庸吗？”

连胜文是谁的儿子，这是妇孺皆知的常识性问题。而郝龙斌也有个响当当的父亲——郝伯村，前两天八二三金门炮战50周年，身为当年力阻“共匪犯台”的前行政院长来说，对国民党的贡献实在不是三言两语能道尽的。显赫的家世背景、杰出的政治、商业表现，郝龙斌与连胜文的搭配所向披靡，那他俩的合作就只有那么简单？“敬业”的大陆媒体告诉我们，连胜文有意竞逐台北市长宝座，而郝龙斌自然是子承父业，卸下首都市长后，进入行政院当大官。

但针对郝龙斌那句“他这样的待遇，需要酬庸吗？”，普通台北市民却很难满意市长的答案。因为一般小市民看到的连胜文是位标准的款爷，出门开着豪华私家车，他知道悠游卡是何物吗？是否乘坐过捷运？郝龙斌为什么要拍连胜文的马屁？不怎么懂国民党那套权贵交易的小老百姓，满腹狐疑地看着达官贵人嬉笑的嘴脸，很是恶心。

比较具有黑色讽刺意义的是，比起陈水扁一家人贪得无厌的丑陋吃相，面对郝龙斌和连胜文，台北市民找不到任何他们违法违规的证据，这种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却无法制约的行径，才更令人发指。而从另一个侧面，也充分展现了同样是政商勾搭，国民党人的造诣较之民进党那帮饭桶，层次何止云泥之别！

要论贪污，国民党是祖师爷，若非举党上下只顾搜刮民脂民膏，大陆的美好江山何至于拱手让人？经过五十年的磨砺，把贪污、行贿、受贿做到就算被抓到也不会坐牢的高超境界。对比吴淑珍捧着大把银子洗钱，还被人讥笑“手段原始”，国民党的高官大概连做梦都会笑出声来：“阿扁一家真是没有享福的命。”

许多人看到陈水扁拉着李登辉、民进党一起跳火坑可能会以为他很高明，但从SOGO礼券案、国务机要费案、台开案等犯案手法而言，扁家大小通吃的胃口的确是超越了国民党几代人的造化，但事到临头才知道拉人肉垫背，为免愚蠢得可以。国民党用政策贪污，并且慷国家之慨，勾结朋党掏空国库的本领，显然不是穷凶极恶的吴淑珍、陈哲男、赵建铭会懂得操作的“高科技”。

说回连胜文，他有政治野心，这不是秘密。但民主社会大可通过选票的洗礼获得晋升的阶梯，况且以连家长公子的特殊背景，投身选举，连胜文的成就也许比现在更好。不过，“郝事连连”的组合仅止于市民义愤、舆论谴责的程度，加上台北远不如香港那般，对政商勾结嫌疑的敏感。连胜文的董事长生涯是不会受到外部影响的。

三、

假如有一天，一个山西人遇到一个台北人，他们是会相拥而泣，还是该互相调侃，抑或感慨此生投错胎，没摊上个有权有势的老爸呢？但是，我想山西人一定会羡慕台北人，因为至少他们还有“畅所欲言”的自由，这种羡慕是不需要刻意的。

虽然梁展文与新世界集团最终以解约来免除曾荫权政府的政治危机，但香港舆论显然并不愿意就此放过这个狡猾透顶的政府，于是，包括前任特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王永平在内的“名笔”们，选择顺应民意，辩出个是非黑白来。而另一边的台湾，扁家的洗钱案扯出公主陈幸妤疑似精神崩溃、民进党仍然在醉生梦死的挽歌中自怨自艾。

我很少把港台两地的“内务”拉到同一个层次来讨论，但今天却有必要好好说说。

一、

香港公务员体系里有一套制度叫“高官问责制”，而其中涉及了“三司十二局”，本次梁展文风波的主战场——公务员事务局就是“十二局”中数一数二的衙门。作为前后任局长，王永平和俞宗怡处在完全相反的立场上，前者自2006年退休后，转入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兼职教授，并且于《信报》上开辟专栏，指点江山，监督政府施政。后者，则是公务员队伍的“一姐”，分量举足轻重。梁展文事件的核心，一来是政府对离任高官再就业审核制度存有漏洞，却故意硬拗的不满，其二，自然是对负责梁展文再就业资格审核的负责人俞宗怡，涉嫌故意放水及选择性失明的怀疑，最后迫使舆论和市民得出官官相护、利益输送的结论。

以目前的现况，香港市民对港府的处理结论没有太多的争议，既然曾荫权想灭火，那就让他灭。反正立法会选举投票日将至，等新一届立法会成立后，不愁没人“旧事重提”，泛民好不容易等到特首主动送上门的肥肉，又岂会辜负恩人的“一番美意”呢？

虽说此事根本够不到请廉政公署来调查，但港府内部对事件的评估与政治判断能力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说来也怪，香港到了现在，已经很难再出现类似台湾陈水扁这种惊天大案了，当然，这和香港全社会励精图治完善法治，并塑造出全民守法的优良典范直接相关。无怪乎“肥佬黎”（黎智英）感叹，在香港要爆政府的料难度比台湾“高得多”。

不过，不犯法的事情就可以做么？错，即便是合法、合情，但不合理之事一样会被揭发。因为不合理的事情若不重视，胆子一大，公仆们离犯法的门槛还会远吗？所以，不仅要倍加盯紧政府处理不合理事情的手法并将之透明化，而且通过处理过程，厘清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类似曾荫权政府数次“忽悠”市民，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玩魔术做法，是可忍孰不可忍。

此外，港人对政府败德失范的失望也是有一个过程的。这里讲一个香港回归前发生的往事，1997年前的香港政府很令人怀念，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公仆们严于律己，眼里不揉沙子，较之如今的敷衍了事，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1996年7月，港英当局有一天突然宣布当年55岁的入境事务处处长梁铭彦退休，并即时开始退休前休假，引发全港轰动。到了1997年1月，应立法局召见，梁铭彦入禀议会，宣称遭政府“迫害”，引入廉政公署调查，故而提前卸职。面对指控，港英政府立刻回击，时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的林焕光向立法局议员详细披露了政府内部调查的资料，查实梁铭彦隐瞒多项与职位有利益冲突的个人投资活动，严重违反公务员守则。在立法局闭门会议后，议员们不分建制派、民主派一致认可政府对梁铭彦的指控“无可非议”，梁铭彦的品格、操守和判断力皆有严重缺陷，政府以利益冲突和欠缺诚信为由迫使他退休，完全合乎情理。

对当时港英当局的处理，最引人瞩目当属北京的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的态度，他代表北京方面向港英当局提出了不仅要将梁铭彦退休一事正式通报北京，而且当局有义务向全港市民解释真相的要求。中共涉港高官的鲜明态度，瞬时赢得香港舆论的广泛好评。

换言之，正是因为有一支高素质、严律己的公务员队伍，香港主权的平稳移交才顺利进行，北京和伦敦都没有对回归后的香港会立即发生动荡感到忧虑。形象清心、面貌整齐的公务员们在当时的香港备受社会肯定与推崇。但如今，当年的老面孔大多还在台上掌权，为何只有十年，这个政府会变成这样？这无疑令许多香港人的思绪千回百转、唏嘘不已。

二、

昨天凌晨，蒋经国任内的经济部长赵耀东与世长辞，享年93岁。值此陈水扁洗钱大案越来越富戏剧化情节的背景下，赵耀东的去世一下子把台湾人的记忆拉到了1980年代，那个向上提升的台湾。

在蒋经国主政的黄金年代，以孙运璿、李国鼎等一批技术官僚为主的台湾政府，带领人民走向亚洲四小龙的光辉岁月，而赵耀东也是其中的一份子。而他留给台湾这块土地的是一个跨国巨擘——中国钢铁公司。这个敢当着蒋经国的面许下“办不成钢铁厂，我提头去见蒋中正”承诺的赵耀东，以个性清廉、敢言坦率被人封为“赵铁头”。

除了这些高古的品质，他所树立的刚正不阿、不畏权势的风骨与节操，对照起如今的台湾政坛格外讽刺。在经济部长任内，他大刀阔斧地向国营企业的弊端“宣战”，强势裁撤六家持续亏损的国营公司，在这其中，不满他“新政”的人不是打恐吓电话，就是委托立法委员好好修理他。但就是这样，赵耀东依然故我，还放出豪言：自己的作为，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也对得起台澎金马同胞，从未计较个人生死！

在他身故后，中钢的老员工纷纷诉说着这位“老董事长”的点点滴滴。比如，赵耀东很会激励士气，他要求员工一定要清廉、负责，连细节都不放过，例如禁止上班看报、不能代打卡、非用餐时间不可吃饭等等，有些看来都很小，但中钢的纪律文化就因此一点一滴地累积起来，尤其操守问题更是“天条”，一旦触犯，就算工作能力再好也可能遭到开除。

不仅对作风、操守龟毛坚持，同时，即便是总统蒋经国的错误建议，作为经济部长的他照样“顶撞”。而基于他专心任职，对经济局势把握适当，蒋经国都不敢随便指挥他。

近日，我又重读了龙应台在2006倒扁时节写下的旧文《我怎么上「陈水扁」这一课？》，她最后的一段话是：“打倒一个人，只需要热情和愤怒；革新制度、提升文化，抽丝剥茧地厘清问题所在，看准了问题下手，需要的却是极度、极度的冷静，深刻的思辨能力，长程的眼光，宏大的器识，锲而不舍的精神。 ”

很多绿色选民或许如梦初醒，但却未必真的理解龙应台究竟指的是什么。遗憾的是，民主进步党连日“反省”的结果是：陈水扁的弊案是国民党的阴谋。这个永远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的党，真的还会有重新再起的明天？我很怀疑，非常怀疑。

三、

对香港来说，回归后中国人自己当家做主，这个政府竟然比港英殖民当局不堪，这种刺激显然是一波又一波针对港府的政治乱流的核心焦虑。而曾荫权只是比较倒霉的“巧遇”了。

对台湾而言，独裁专制的国民党政权居然会有那么多“忠君爱国”的好人，对台湾今日的成就，贡献卓越。反而民主化转型后，无论蓝绿，官僚习气一个比一个烈。外省人以行动爱台湾，本省人却用贪污爱台湾。无人敢监督的专制政权竟然比有人可以监督的民主政体更体现出优越性，这世道究竟怎么了？

光阴流转间，一代人的努力化为泡影，相对于香港还有着傲人的“老本”，目前的困境只是短暂的。另一边的台湾，路漫漫其修远兮，只是不知上下求索到何时？

本文刊于8月18日《国际先驱导报》

经过三年漫长等待后，台湾当局“农委会”8月14日晚宣布，大陆赠送给台湾的大熊猫“团团”和“圆圆”，由台北市立木栅动物园获准输入，岛内有媒体形容，两只可爱的“国宝”真的要来宝岛“团圆”了。

最快十月就可进驻

自国民党在今年5月20日重新上台后，延宕三年多的熊猫赴台申请程序重新启动。虽然之前包括花莲、台中、高雄等县市都表示要争取“团团”和“圆圆”，但截至13日最后期限截止，只有台北市立动物园和新竹的六福村动物园正式向“农委会”提出申请。

“农委会”为了比较两大申请动物园的各项条件，还组成了由林务局为主的审查小组奔赴台北、新竹两地实地勘察，并对动物园圈养设备、养护及照护人员训练以及教育展示计划进行摸底。经动物保育类专业人士的评鉴，新竹的六福村动物园因兽医与设备不足，以及缺乏专职保育人员，被判定不合格。最终“团团”和“圆圆”的家安在了台北市立木栅动物园。

木栅动物园夺标后，台北市政府当即表示“非常欢迎”，并通过发言人羊晓东强调，市立动物园为迎接熊猫，很早就做了准备，包括种植竹子、设置熊猫馆及培训人员，甚至配备熊猫育婴室；台北市政府也多次派员赴大陆熟悉熊猫生活环境及饲养技巧。“我们迎接团团、圆圆，是当做自己孩子一样看待，将来会好好照顾。”台北市长郝龙斌说。

木栅动物园园长叶杰生还透露，若一切顺利“团团”和“圆圆”最快10月就可进驻，经检疫与熟悉环境后，计划在明年春节前与游客见面。台北市立动物园将在熊猫来台前一个月，派两名管理员到四川受训，和“团团”和“圆圆”培养感情。

熊猫赴台频受政治干扰

2005年，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赴大陆展开“和平之旅”时，大陆方面向台湾同胞赠送了一对熊猫。2006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定下“团团”“圆圆”乳名。然而，当年3月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陈水扁发表文章说，大熊猫应该生活在山林里，不适合人工圈养，公开拒绝大熊猫入岛。之后，“农委会”相关审查小组也以“动物园不符合饲养大熊猫的条件，不发许可证”为由，做出所谓“专业”决定。岛内各界纷纷质疑，认为当局的审查充满政治色彩，并没有从专业技术角度出发。

对于台湾当局以政治和技术两方面设置人为障碍，企图阻止熊猫入台的举动，国台办发言人李维一也曾公开表示，希望台湾当局接受这两只单纯可爱的熊猫宝贝，而不要从某种政治目的出发处理这个问题。时任国台办主任的陈云林对台湾当局“政治审查”的做法也深表遗憾，但他强调大陆同胞对台湾同胞的情谊永远不会改变。两只象征和平、团结、友爱的赠台大熊猫，随即在四川卧龙一住就是三年。

其实，大陆方面很早就表达了赠送大熊猫给台湾同胞的意愿。早在1988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就为台湾准备了一对人工繁殖的幼年大熊猫，分别是1985年9月5日出生的雄性大熊猫“陵陵”和1986年9月8日出生的雌性大熊猫“乐乐”。但因为两岸互动管道尚未建立，台湾当局碍于法令，根本无法派员前往大陆， 就连当时的台北市立木栅动物园长也不准放行，主管单位“农委会”拖了两年也始终不点头。即便是在最近的一次，2002年初在台北举行的“两岸特有动物保育研讨会”上，大陆方面就提出要送台湾熊猫和东北虎等珍贵动物，但都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没有了下文。

所以，对于“团团”“圆圆”终于将踏上宝岛的土地，有媒体评论认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可这东风一等就是近20年，它耗费了一代人的心血和企盼！如今的结果，总算“大团圆”了。而马上就要满4岁的“团团”“圆圆”，还将在台湾肩负着“传宗接代”的重要任务。

岛内网民热议熊猫改名

按照大陆方面的表态，“团团”“圆圆”是大陆同胞为赠台大熊猫起的乳名，而大名则留给台湾方面决定。

有许多台湾网友力主“团团”“圆圆”的名字也应该本土化，改成“志明”“春娇”或是“招弟”“来福”，才能通俗又有力；也有人建议改叫“罔市”，“罔腰”（台语，难养之意），以纪念熊猫来台的波折不断，也符合岛内民众取坏名、好养大的习俗。最有意思的提议是，台湾蓝、绿支持者在网上的通称为“蓝蛆蛆”“绿吱吱”，最好改名为“蛆蛆”“吱吱”，体现蓝绿“和解共生”。

而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在经历了汶川大地震后，因卧龙饲养基地损毁严重，“团团”“圆圆”在六月初就被安置在了四川雅安碧峰峡基地。四川卧龙大熊猫保护中心副主任李德生表示，希望它俩能赶快到台湾，与台湾民众见面。而保护中心工作人员更对记者透露，由于碧峰峡基地环境不像卧龙那样宽敞，“团团”“圆圆”运动减少，体重增加，它俩已经不能“再胖了”。

陈水扁完了！这个得益于民主转型的投机客，栽倒在政权轮替后的巨贪劣迹的败落。人神共愤？天怒人怨？捶胸顿足？不，这些看似美妙的形容词早已不能诠释此时此刻那座岛上发生的一切，甚至人类的语言都已是多余。在标题里，我连续用了三个崩字词组，这样的排列组合是巨贪丑闻之后，生动地刻画出了虚幻民主路走向破裂的残酷现实。相对于邱毅、张友骅等爆料者，其他的人都没有哈哈大笑的资格，因为陈水扁毁掉了一代人追逐民主、自由的梦想，但凡你热爱台湾这块土地，疼惜那里的人们，请哀矜勿喜，与那些失落的人一起反思：到底台湾做错了什么？

一、民进党彻底崩溃 本土势力面临存亡绝续之战

“台湾第一次，全世界都在看”，一语成谶。前些日子，我还在长篇大论“民进党的前路”，这会，报应轮回，这个党的前路被一个叫陈水扁的老男人秒杀了，当“清廉、勤政、爱乡土”成为笑柄，民进党最后一点干净的“魂魄”都飞了；当贪污完全与DPP划上等号的那一天降临，谁还会期望他有本钱“浴火重生、凤凰涅盘”？

我的朋友吴东在百忙之中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说：“年轻一代与主张改革的民进党政治人物没有历史负担，反而有机会在后扁时代加速上位。”当然，出于现实政治的角度，这么解释自然没有错。但我要说，青壮年接班是一定的，但人民不会再给他们机会了。因为曾经的希望太过炽热，如今的绝望正在或将要吞噬那些尚存斗志的政治新贵们。

蔡英文在自己的博客里写下了一篇颇有文采的“悔过书”，她最后的那句话是：“我会带著这个党从倾倒的废墟中爬起来，尽我一切所能。”但看过今天上午陈幸妤公主的即兴表演，相信小英同学将要面对的是一幅人人都是陈水扁、个个都成吴淑珍的悲惨画面。切割说来容易，真到了肉被剜下，血流成河之时，她的“尽我一切所能”也是一种没有温度的嘲笑，冷得令人毛骨悚然。

在崩溃的过程中，被陈幸妤点名的苏贞昌、谢长廷……等等的人会束手就擒？与李登辉争夺本土招牌的话语保卫战，可有胜算？被陈水扁玩弄了八年的独派，还会对民进党“亲如一家”？民进党已经不再重要。由于八年执政，陈水扁个人早已等于或大于民进党，而全党上下也出现了众人自动放弃思考的“个人集权”现象。彻底反省意味着会有更多分享权力好处的同志会牺牲，与陈哲男、颜万进们共同收割执政果实的同路人会连续“阵亡”。

同时，以目前已揭露的罪状来看，没有人会怀疑由陈水扁开头的惊涛骇浪会掀起巨大的冰山，只是众人对共犯结构的黑洞及其瞒天过海、偷梁换柱的手法，尚未掌握。真相大白之日，民主进步党的追悼会一定蔚为壮观。

二、本土价值观全面崩解 极端信仰的毒瘤流脓了

我说的极端信仰指的不是台独，而是迷信陈水扁的挺绿台湾人。相信很多大陆人百思不得其解，陈水扁和民进党烂成这样，为什么还有人会傻乎乎地支持到底，难道他们没有是非、大脑吗？那是因为，身处大陆的人们从未体会到代表本土、勤劳、善良的在地价值观，一种“将反国民党深入骨髓、血液的仇恨”。

我们常常听到，“台湾的法院是国民党开的”、“外省人贪的也很多啊，阿扁拿一点算什么啦”等为贪污辩护的观点。你说这些人昧于现实也好、脑袋进水也罢，这对深受国民党专制暴政统治的台湾人是极具号召力的理由——因为国民党实在烂得没天理。你只需要想象一下，戒严时代，发表攻击国民党的文章，会惹来特务盯梢、窃听电话、搜查信件等千奇百怪的“专政手段”，再想想国民党本身也糜烂、陈腐的黑金贪污历史，相对论的逻辑思维就来了。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居然会在台湾落地生根并成为蓝绿斗争的理论基础，并广为底层人民的青睐，这种现实的确有够吓人的。坐过国民党的黑牢、吃过国民党的官司、被国民党逼着流亡国外，这一切都是国民党的罪。有了这些“客观事实”，同情、怜悯、疼惜的政治关怀模糊了是非标准，宽容、大度、善良被利用了。当然如果要解读成“愚昧、傻帽、可悲”也行，但不了解这种绿色心态的形成与演变，你根本无法理解陈水扁从人被吹捧到神的思维模式。

可是，陈水扁以巨额的贪污事实打碎了信奉扁神话的人们，碎得干干净净。一次次地付出、希望换来的是越来越不堪的丑闻，除了另有居心的绿色，扁迷们对陈水扁家族的纵容，透着一份补偿与回报的心理。记吃不记打的人们都会记得陈水扁被国民党“整”到“家破妻残”的地步，但比起国民党犯下的滔天大罪，陈水扁那一点人格瑕疵又算得了什么？

有一点需要澄清，这一波丑闻爆发，民间固然有排山倒海的声讨与谴责，但有一部分是为陈水扁间接“漂白”国民党的罪行而感到痛心疾首，并无从本质上反省巨贪汲取营养的罪恶根源。对广大绿色群众而言，“过街老鼠”从曾经的国民党变成了自己一手制造的本土英雄，这种耻辱才是最狠的。正因为“蓝绿相对论”持续凌迟“黑白是非论”，八年来的台湾是个非正常社会，善恶价值观被颠覆，换来的是精美包装后的“种族斗争”。

说穿了，一群不愿面对真相，也没有勇气解决真相带来的残酷现实的人们，败在了《壹周刊》和瑞士联邦检察署的手中。现在的他们正在拾掇心灵的碎片，重塑支离破碎的价值观，尚存良知的你忍心嘲笑吗？

三、民主体制裂缝扩大 河山崩坏 谁来重建？

民主是个好东西，却在台湾长出了毒苹果，陈水扁从三级贫户、人权律师，最后登极总统大位，这都是拜民主体制所赐。已经有人谓之他的巨贪大案是民主之耻，对此结论，我既不认同也不反对。而承认、肯定并继续鼓励台湾人民完善民主制衡机制，尤其是肃贪反腐的有效办法无疑是比单纯争论民主模式胜败要好得多的方式。

那座岛上的人已然没有走回头路的可能，且陈水扁的沦丧并不能被理解成人民对民主体制的抛弃。只是初级民主的弊端与人民缺乏成熟的民主素养的细节被放大到了“中华民国国耻”的高度，备受国际讪笑。如果说陈水扁一生是一种极端化的扭曲造就的败类，那么彻底否定民主化为台湾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也是不负责任的。

对陈水扁个人，要辱骂、要鞭笞、要惩罚，随便。但对台湾这块土地，她需要被祝福、被接纳，而非恶毒的诅咒与侥幸的讥笑。休戚与共，哀矜勿喜，奥运赛场两岸同胞能共欢笑，如今也请一起反思，既为台湾，也为大陆，为了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