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2008年11月24日《纵横周刊》

国际金融海啸影响对大陆台商已经构成了影响，这在16日于湖南湘潭开幕的“第四届湘台经贸交流合作论坛”得到了充分的印证，而与会的国台办主任王毅更是端出了支持台资企业发展的五项具体措施。

四天后，台湾行政院主计处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第三季度经济出现负成长，官方大幅下调了明年台湾经济成长的预期数据，为此马英九本人亲自为“ 六三三”支票无法兑现，向全民道歉，也由此宣告了台湾经济进入衰退期。就在官方发布关键经济数据的同一天，海基会副董事长高孔廉抵达珠三角，开始调研台商面临的实际困难。

但是仔细判读国台办推出的五项措施，和高孔廉访问深圳、东莞等地听到的抱怨，可以发现两岸当局对发生在广东的台资企业困境，都显得爱莫能助。

受到这波危机打击的大多都是台资中小企业，国台办的这五招里，真正对他们有帮助的，也就是提供融资便利与加快向大陆中西部的产业转移步伐。余下的，如参与大陆的基础设施和重大工程建设，对生存都有问题的中小企业，没有太多作用。更重要的是，国台办的措施要真正起到作用，非得依靠沿海省份各级政府配合不可，这操作起来难度还是相当之大。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台资企业的转型自救，恐怕也只能靠自己了。

另一方面，刘兆玄内阁除了发放消费券外，行政院更预估明年大陆客赴台每日可达三千人，带来的效应，对全年经济成长率的贡献也可达0.5％。不过，这也意味着台湾经济和大陆经济捆绑的幅度进一步加大，在目前大陆也深受经济危机之苦的今天，这样的捆绑对台湾经济的贡献也不会很大。

三通之后，繁荣共享，困顿也共享，台商经济如何走出安全新路，的确有待观察。

有一天，我坐车的时候偶然听到一位年轻的母亲正在对自己年幼的儿子谈论着关于北京奥运会的英文口号：One World One Dream，这个孩子把妈妈当成十万个为什么问道：既然汉语里有多音多义字，为什么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英文翻译一定要是one，不能是a么？我原以为这位母亲会解释一下英语语法，但没想到她只说了一句话：“既然大家都这么理解，是one还a没必要斤斤计较吧？”我无法推测究竟是这位母亲的英语功底不佳，回答不了儿子的问题，还是只是简单地随大流，人云亦云地教育着懵懂的孩子：做人中庸一点好。

在这对母子下车后，我想到了“中华台北”、“中国台北”的名称争议，迄今为止我写了两篇关于这件事的文章，却从未仔细想过为什么这一个字会惹出那么大的风波，到底谁错了？

一个字的尊严与误解

很明显，对中国和中华两个词组，大陆和台湾（至少是民间）的态度很反常，甚至是尖锐对立的。邓小平曾经说：“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要以大局为重。”而国台办发言人从端出《名古屋协议》开始就挑明了“中国台北”的称呼是“历史问题”。基于邓公对处理历史问题的解释，中华、中国没什么区别，“要以大局为重”的思维占了上风。

不过近年来，对邓公的这句话，大陆理论界也出现了质疑之声，即：对历史结论“宜粗不宜细”，但回首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必须“宜细不宜粗”。对待的历史的“粗细论”很能反映大陆在处理争议事件的“大局观”。当初中南海高层根本不会察觉到的“细节”，竟然差点闹到了影响奥运顺利举办的“大局”，于是当中新社、CCTV、新华社接力展现善意后，名称风波告一段落，但疑问并没消除。

在这次的名称风波中，大陆民间占据主流意见的声音是指责台湾人“小鼻子小眼睛”，非要抓住一切可乘之机切割与大陆的关系，中华、中国之争纯属无事生非，奥运是全球华人的盛事，台湾人就知道添乱，其心可诛。但一岸之隔的“那边”，想得完全是另一回事。撇开极端主义者，大多数人都希望以“中华民国”屹立于国际社会，然现实的残酷由不得你，中华民国至今“妾身未明”，为免争议再起还是灵活变通一点的好。所以，WTO框架下出现了“台澎金马独立关税区”，而国际奥委会认可的称呼又叫做“中华台北”，就中华民国公民的心理承受力来说，不能用自己的国名已经是一种让步了。

除了主观认为自己已经让步的先入为主，台湾人与大陆人对中华与中国的认知也有落差。其一，在无法声张中华民国的现实下，中华可以被视为智慧的妥协（虽然简称也有中国之意）。其二，民主转型后，党和国的政治概念逐渐脱钩，在不能认同以中共为绝对力量，并具有强烈排他性的“中国”的客观条件下，中华与中国的含义有了很实际的区别意义，前者是一个民族的代名词，而后者显然只是一个政权的符号而已。中华台北在地理上不能代表整个台湾，台北只是目前宪法上的“中华民国首都”，让到这一步已经是极限，为什么大陆还想在极限上踩一脚？

沟通方法错误 前车之鉴没人理

最近马英九政权出现执政危机，有好事者举着放大镜一一探究这个政府到底“哪里有问题”？他们有做错事情吗？没有；他们犯下了倒行逆施的滔天罪行？也没有；他们继承了民进党贪污腐败、专权跋扈的“官场陋习”了？还是没有。结果还是一群再平凡不过的家庭主妇在行政院副院长邱正雄“巡视”大卖场物价水平时，一语中的：高官又来作秀了。

说“又”不是冤枉马英九政权的部长们老是犯浑，而是他们真的当“精英”太久了。这群家庭主妇很奇怪，一个从来不买菜、不做家务的高官，这么跑跑超级市场就知道民生疾苦了？每天穿着西装、吹着冷气、手捧报表，通货膨胀下的物价于他们就只是经济数据的浮动比率，而非越来越多家庭出现“入不敷出”的生活常识。马英九政权的部长个个都是博士出身、大学校长的杰出精英，象牙塔里永远停留在纸上的人民生活很抽象，对学者、专家而言，用图表、数据、结论堆砌出来研究成果的就是“生活”。

于是，这群“不太能干的烂好人”干出了让人民摇头叹息的“荒唐事”，诸如国际油价节节高涨，行政院高官竟然捧出统计数据来回答“其实台湾人的生活没那么差”的质问，很冷血。在看尽前朝政府凡事政治挂帅的教训后，马英九身边的幕僚个个都成了“事务主义者”，没有政治神经不去说，连一句像样的“人话”都说得疙里疙瘩的。博士、校长们做学问很在行，但就是死活不会说“大白话”，以至于之乎者也听多了，再好脾气的人都要问，高官们到底想表达什么？

曾几何时，陈水扁的部长们个个巧舌如簧、能言善辩，现在马英九和他的部长们口才不佳应该是政务官诚实、本分的美德，怎么人民那么难伺候啊？人民不要只会诡辩的“坏官”，但同样不能接受只会守本分的“庸官”。这么说吧，如果民进党的官都是“混蛋”，那么国民党的官就都是“好蛋”，但一个只是犯混，而一个只是一味傻呵呵地充老好人。满脑子陈规陋习、循规蹈矩，不求创世之功，只保安稳太平之福。

台办官腔不改 沟通永远“鸡同鸭讲”

陕西的那张虎照发展到后来的千人整风大会，媒体们居然捕捉到了人民公仆“灵魂出窍”的场面。在大陆官场，官腔是所有官员必须学会的“潜规则”，不打官腔的总会遭到同僚“假清高”的排挤。这种套话也在国台办身上体现地“淋漓尽致”。不知道是国台办晦气，还是马英九实在太衰了，台湾人一看到官员高高在上的嘴脸就犯恶心，自家民选政府的部长已经够“无聊加三级”了，对岸老共的国台办也机车地拿《名古屋协议》来为“中国台北”打圆场。

不仅如此，新华社的稿子里里外外透着一股子“酸味”，台湾人的解读是：国台办是想讲，大陆媒体也是有新闻自由的，人家爱叫啥就叫啥，台办管不了呗。不过，脑袋清醒的人却说，大陆媒体不是国台办的“势力范围”，这么说也算无可奈何。

姑且不说台办到底是何用意，但多年以来台办发言“外交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动辄语气强硬、态度坚决，跟外交部比是不矮人一等，不过狠话放完，该干嘛还干嘛。特别是体制内，外交部手握实权，国台办乃“无牙老虎”，除了官腔还能说什么？

沟通的要义在通俗易懂，胡锦涛可以高谈阔论深奥的国家大事，但如何把元首高屋建瓴地讲话细致到普通人能理解的层次，尤其是不懂大陆某些特殊语境的台湾人，就是国台办应尽之责。反复强调领导人的重要指示固然不会犯错，可沟通效果必然打折扣，时间一长，沟通成本也必然倍增。等到两岸的交流出现“鸿沟”之时，民间再多的交往也注定无济于事。

回到本文开头的那个故事，我不相信国台办对政策拿捏的水平“不到位”，更不会以为李维一、杨毅、范丽青们把台湾民众当成中共党员一样，本着“训话”的姿态居高临下地传递“善意”，只盼台办少说些“冷笑话”，多讲点“普通人的大白话”。除非台办的高材生们自认你们的嘴比马英九那些博士部长还要笨。

昨天傍晚，国台办两位发言人李维一和杨毅联袂向台湾媒体解释最近一段时间台湾参加奥运名称的争议，从之后的新华社通稿中可见国台办早有准备，从1979年国际奥委会通过《名古屋协议》恢复了中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的权利，到1981年台湾正式确认接受《名古屋协议》，直至1989年两岸奥委会的“香港协议”。就只为证明一点：“中国台北”我大陆叫了那么多年，你早抗议晚不抗议，偏偏临近奥运开幕，扯个大嗓门乱嚷嚷。国台办的解释说明只差“故意找茬”的潜台词没说出口了。

一、一字之争 一叶知秋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石之瑜近日撰文认为，台湾朝野对中国台北的抗拒和抗议，其实就是感觉抗拒不了大陆以后的撒娇，动机是测验一下对方对自己到底有多重视。这种判断固然是一方面，但更多的原因还在于从细节的变化体察“见微知著”的水温。国台办版本的解说词，就一个意思：一个中国都可以各自表述，为什么“中国台北”、“中华台北”不能大陆、台湾“各自表述”呢？而石之瑜也抬出九二共识，批评政客“过于矫情”。

对此，今天的《中国时报》以《北京的待客之道》来重申主流舆论的观点：“身为东道主，北京当局不去营造符合奥运精神的氛围，让作客的‘中华台北’有宾至如归之感，却放任‘中国台北’在电台、报纸乃至任何一个官方喉舌机构铺天盖地放送，这岂是待客之道？”

石之瑜的“矫情论”若只是就奥运名称来说，台北的反应的确有点神经质。但联系到近来两岸学界方兴未艾的“国际空间”，此番名称之争，台湾人要看的是大陆的真正态度。如果连不关国家主权的细节问题都要“斤斤计较”，那两岸商谈其他“敏感问题”岂不是更难？对台工作是做“人”的工作，而人有时候未必事事都理性、冷静，人往往又是很感性的，照搬协议、条文不是不可以，但却难免留下“不通人情”之憾。既然Chinese Taipei能有两种解释，为什么大陆不能“心胸开阔”一回？

二、邱毅信口开河 火上浇油

国台办昨晚郑重其事地说明会，成为今天台北政坛的热门话题，不甘寂寞地“邱大炮”也没闲着，上午大放厥词：“如果仍然坚持不改变译名，仍然要称呼我们做中国台北，我觉得我们可以抵制奥运！”你没看错，这话的确是邱毅说的。按常理，讲这种话的应该是民进党人才是，见到“中国打压、自我矮化”就跟吃了兴奋剂一样亢奋，“抵制奥运”出自这类人口中也不奇怪。但大陆人民熟悉且奉为“倒扁大将军”的英雄，怎么也会脱口说出伤害“大陆人民感情”的话呢？

我知道肯定会有人以“邱毅是立委，这句话也许是传达基层民意”，或者干脆用“口误、嘴太快”来为英雄的失言“解围”。但很遗憾，邱毅这次进立法院不是人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而是作为政党推荐被国民党“保送”才当上的民意代表，而此公的“快嘴”惹出的风波远远不止这一次。更何况，邱毅不会不知道国际上敢随便拿“抵制奥运会”这种话当噱头的知名人物会遭到大陆人民多么严厉的谴责、杯葛，而如今，只为了他“管不到”的名称问题就上纲上线到“抵制奥运会”，邱大炮还真是够白目的。

三、左右都不行 中道方为上

如果把国台办紧紧抱着“大陆媒体不适用于香港协议”，坚持“中国台北”的称呼视作“左”的话，那么邱毅的信口开河就是右了。无论是左是右，这种只顾自己感受、不管他人死活的做法都不可取。既然国台办认为“当前两岸关系呈现改善和发展势头，来之不易，应倍加珍惜”，那有为何不拿出实际行动来维护这来之不易的良好的势头？而早前认为马英九就职演说中的“中华民族”一词用得很好的邱大炮，对全球华人恭逢其盛的奥运会带头宣扬抵制，这于己于人又有什么好处？

除了抵制一说，邱毅还“自作聪明”地认为，据他了解，大陆对台系统倾向称为“中华台北”，但对外系统则倾向以“中国台北”称之。还说，大陆总是在最后关头让步，希望大家拭目以待。我是真不知道该夸他还是该骂他，没有成熟的事情就先放风声，这又不是陈水扁的弊案要先预告，你把北京未来可能做的事情，连底都漏出来了，京官们要怎么办？照着做，证明现在的坚持都是官僚主义的虚伪，大陆又一次“食言自肥”；不那么做，一顶“北京官员心胸狭窄”的大帽子就扣上去了。邱毅到底是在帮忙解套，还是帮倒忙想套住大家？

还是那句老话：理解是相互的，理解也是万岁的。多多理解，少找麻烦比什么都强。

6月23日，国台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由日本众议员远藤乙彦等跨党派议员组成的“日中新世纪会”成员时，对台湾是否能够加入世界卫生组织（WHO），明确表态“不接受”，但又说会设法构建一个新的框架，以便台湾在爆发禽流感时能利用WHO以外的“国际网络”与世界各国共享信息。这篇出自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转述王毅谈话的报道就这一句。但隔天香港亲北京报纸《文汇报》用斗大标题重点突出“这句话”，就一石激起千层浪。

两天后，国台办例行记者会，台湾中央社询问发言人，王毅究竟是否说过这番话。但范丽青仅以当天未参加这场会见“无法证实”为由，回避了敏感问题。然而，事有凑巧，才过了一天，同样是这位新科发言人，特别致电中央社驻北京记者，澄清日本媒体报道王毅讲话“不准确”，却不忘强调王毅阐述的立场乃北京之“一贯立场”。于是，上任还未满月的王毅主任成了新闻话题。

一、中共对台宣传吃尽诚信缺失之苦

王毅的讲话对官僚体系内部而言，根本就是完全符合“政治正确”的既定立场宣示，为何过去没问题的主权立场，现在却动辄得咎了？这让人们想起了博鳌胡萧会后，商务部那份“一个中国”新闻稿，当胡锦涛口中再也听不到“一个中国”四个字的时候，商务部的官僚照着常规做事，被骂没“政治头脑”，一度非常冤枉。而国台办在疲于奔命的时候，也被怪罪和商务部沟通不力。

用非涉台系统的定向思维解释中共对台决策出现执行不畅是一个理由，但王毅讲话并不能如此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过去八年，中共对台政策陷落于外交与统战系统拉锯的阶段，而王毅履新台办就是为了避免两大权力部门再发生擦枪走火之事，在理顺对台决策执行的脚步上能兼顾到不同权力系统的最大利益。

但是，从这次王毅讲话的台湾反应来看，中共的信用缺失是不争的事实。几乎所有舆论都相信王毅说出了胡锦涛的真心话，所谓对台让步实乃无稽之谈。即便亲近北京如蒋孝严等国民党人也认为王毅还在坚持旧有的思维逻辑看待新形势下的两岸关系。那到底是什么让台湾对北京有高度的不信任感？

从李登辉、陈水扁两任政府以来，大到两岸外交战，邦交国舍弃中华民国的背后总是有北京外交部强悍的身影，小至诸多不牵涉国家主权的国际性组织，中共官员出于惯性打压台湾代表的“小事”，因为大陆媒体的整体资讯管制，不若台湾媒体般自由报道，往往造成大陆人以为又是台独分子恶意摸黑大陆，台湾人却为媒体记者详细地报道激发出对中共的愤慨与不满。于是，资讯接受的高度不对等，以及对负面新闻的取态经常酿成大陆“辱台”事件发生。

所以如今但凡有来自北京，关于对台措施的负面消息，哪怕尚处于未经证实的谣言状态，传回台湾都有人信以为真。这次王毅先讲话，国台办后消毒的模式，又一次印证了丧失诚信之后的对台宣传是如此不堪一击。

二、王毅讲话是政策定调，还是内部维稳？

王毅在6月3日以新任国台办主任出席海协会理事会有一个小细节：那一天，王毅履新后的首场公开演说引起了台湾媒体记者浓厚的兴趣。但在短短的3分钟礼貌性致辞后，国台办工作人员就开始“清场”，赶着记者往门外走。这样的举动让港台记者们马上明白了，所谓的“公开演说”，其实是对台办系统的“内部讲话”。或许是有漏网之鱼，王毅随后的几句话被记者们听到了：“在两岸关系发展面临新形势之际，我出任台办主任，深感责任重大，工作光荣，使命艰巨！我將全心投入新的工作，坚决贯彻中央确定的大政方针，为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和平统一进程而不懈努力。台湾局势发生积极变化，「反台独斗争」取得重大的胜利！今后应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牢牢抓住两岸和平发展的主题，搞好新形势下的两岸关系。”

事后，记者们发挥飞天遁地的功力深度挖掘王毅“内部讲话”中冒出的“一个中国”是怎么回事。结果发现，原来中共对台系统内部一直没有放弃“一个中国”、“和平统一”的政策表述，只是为配合新形势，必须遵守“最高指示”，对外发言时一律不提而已。

那么问题来了，对内依然讲着“一个中国”，对外却三缄其口，到底中共中央想干什么？答案就在胡锦涛对连战说过的一句话里。2008年4月29日晚间，胡锦涛在钓鱼台十八号楼宴请连战夫妇后，亲自陪同连战在林园中漫步许久，最后还送到国宾馆门口。连胡两人漫步期间，胡曾意味深远地说：“我们排除万难达成五项愿景，你我都有责任共同推动啊！这不是为了我们个人，而是为了两岸后代子孙！”

其中“排除万难”对当时仍然处于在野地位的国民党意义不大，反倒是中共作为执政党，释放善意和政策性让步的背后也要承受着党内不同意见者的干扰和压力，这其中不乏一些中共元老依然秉持对台强硬立场，通过特殊渠道对中央政治局的决策表达看法。

台湾必须明白，中共对台让步有着沉重的包袱和压力，自邓小平之后，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执政权威正在递减，寄望强人一言九鼎的时代已不可能，党内核心决策受到的集体约束是每一个中共领袖必须接受的现实。对外释放善意的同时，对内维持政治稳定则是政治家必修的技巧，更何况，诸如新华社英文稿中的“九二共识”等措施已经一再证明中共“内外有别”的执政思维了。

所以正当台湾朝野、舆论持续批判王毅讲话的时候，从总统府里传出了冷静的话语：总统府认为，日本媒体报导与国台办发言并不相同，暂不回应，等确认事实再对外说明。

本文刊于2008年第17期《凤凰周刊》

2008年6月3日早晨9点50分，新华社发出通稿称，新任中台办、国台办主任王毅，出席海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50分钟之后，新华社又发出第二条相关消息称，国务院任命王毅为国台办主任，免去陈云林国台办主任之职。当日11时50分，陈云林即被推举为海协会会长。

早在5月30日，香港、台湾两地媒体不约而同地援引权威渠道或北京消息人士的话，率先披露了国台办主任将由现任中国外交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毅接任，而陈云林则将在6月3日的海协会理事会上当选会长，开始其12年涉台工作的另一个高峰。而外传王毅接任国台办的消息，早由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亲口证实。

谦谦君子精通亚洲外交

现年55岁的王毅，在2004年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开始进入公众的视线。作为会谈的主席国代表、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充分展现出一位职业外交官的优雅的谈吐风度，以及长袖善舞地斡旋能力。王毅1982年毕业于北二外，进入外交部亚洲司。其岳父钱嘉东系著名外交家，曾任周恩来的外事秘书，亦担任过中国常驻 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大使。

2004年9月，忙碌于东北亚区域安全与朝鲜半岛核争议的王毅，却接到了出使日本的调令。其时正值中日“政冷经热”，王毅在两国关系的严重冰冻期成为驻日全权大使，上任伊始就遇到了李登辉访日事件，使中日两国还来不及从靖国神社的寒冬期回暖，就再度坠入冰窟窿。多年后，曾任中国驻日本使馆武官的徐京明，再度回忆起王毅履任时的气氛，感触最深的仍然是“临危受命、压力巨大”。

早年曾在驻日使馆工作的王毅是日本通，并熟练掌握日语，这对他后来成功拓展对日民间外交，起到了正面加分的作用。听过王毅演讲和与他交谈过的人都知道，他精通日语，不只是会说，而是表达得非常好。

他选择文化交流作为中日友好的切入点，推动举办中国文化年、帮助中国艺术家开画展、开放使馆给普通日本民众参观。这些都体现出，王毅擅于利用公关对象比较能接受的方式，善意地传递来自中国的声音。

王 毅工作之勤勉在外交部颇受好评。1980年代，胡耀邦任总书记后第一次访问日本，当时王毅还是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的一个科员，上面让他来起草胡在日本的一 个讲话稿。胡耀邦是个对工作极度负责的人，据说外交部送到他手里的稿子，返回来时总会被他修改得“一片红”。但由王毅起草的这个讲话稿，返回来时，胡耀邦只修改了两处，还写了一句“此稿很好”的批语。

喜爱古诗、登山的王毅，也是个办事较真、追求尽善尽美的人.其留给日本华人的 好印象，可以概括为“好事大办、实事多办、急事快办、难事妥办”这十六个字上。据本港媒体报道，温家宝2007年4月访日前亲自起草在日本国会的演讲稿 时，王毅寄去了不少素材资料，并提供了大量生动而又人性化的事例，着实为温家宝的演讲增色不少。

王毅一小步 台办一大步

台湾问题向来被视为中国内政，而由外交官王毅履新，显然是在落实胡锦涛关于新时代两岸关系发展的指示的具体实践之一。在法理台独的现实急迫性已不复存在的情 况下，对台工作的执行面需要新思维，亦应有机地融合外交与内政的政治元素。王毅出掌国台办，正是高层在台湾不挑战主权争议的前提下，开拓台湾国际空间的尝试。

海外有评论认为，长期以来，由于海峡两岸关系一直处于敌对僵持状态，国台办的职责重在反独和服务台商；现在台湾局势发生了积极变化，台办的角色亦应作出调整。由擅长协调斡旋、长于纵横捭阖外交官出掌对台系统，既有利给对台工作带来新思维，又有利于统筹与协调涉及台湾外交空 间的政策面。 这个不亚于4年前驻日大使的艰巨使命，在两岸期盼和平发展、共创双赢的今天，如何兼顾好台湾同胞对尊严、安全以及国际空间的实际需要，秉持“搁置争议”的原则妥善处理棘手课题，正是王毅的新任务。

国台办首位主任丁关根出身铁道系统，在经历一段涉台一线工作后，成为中央统战部长。丁关根在任期间，正值蒋经国逝世前后，两岸关系逐渐缓和。拥有团中央与福建省从政经历的王兆国，接替丁担任国台办主任，直到1996年台海危机后陈云林继任。

曾几何时，外交部与国台办尝试过，在部际联席会议框架内，整合对台工作。但有学者事后总结，两大部门对同一时期的对台工作重点不同，分歧自然在所难免。此外，8年来，“反独优于促统”的战略环境使然，使得对台工作的步调不尽一致，决策者游移于刚性反击和柔性劝导之间，紊乱的信息加上错综复杂的决策过程，使得大陆对台政策的落实走了不少弯路。

王毅的就位使得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人事改组全部确定。面对新形势、新局面，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也将能重新整合多方资源、凝聚最大共识、消弭不同意见，为推动两岸关系带来积极向上的意义。

国台办的转型契机

中 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中，秘书长戴秉国、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以及王毅，都有丰富的外事经验。胡锦涛在会见吴伯雄的时候，陪同在旁的是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虽然进入领导小组的是商务部长陈德铭，但王岐山以主管经贸、金融领域的副总理身份，参与国共平台的高层次接触，相信是北京愿意把经贸交流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过去8年来，原本该冲在第一线的海协会，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停滞许久。国台办的事必躬亲，也使得外界对其的政治定位产生了诸多困惑。如今，“雨过天晴”后，海协、海基复谈在即，国台办的阶段性使命宣告结束，等待国台办的将是越来越具有挑战意义的政策研究与实施，并从 纵深入手增进两岸民间交流与人民的相互了解。在这方面国台办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外，台湾数次提出参与WHO等国际组织，并在最近提出外交休兵提议，在在都是国台办亟需考量的问题。在胡吴会中，吴伯雄意有所指地强调：“国民党反对有人将台湾意识扭曲成台独意识。”一般认为，大陆民情过度简化与模糊两者的界限，也是导致两岸容易发生误解的原因之一。所以，国台办未来的任务中除了对台的本职工作外，对台湾本土意识在大陆人民中的普及与宣导也是需要加强的一方面。

值得一提的是，在马英九发表就职演说后不久，由陈云林代表北京官方对马政府的两岸政策发表谈话，提到“那些曾经对台独抱有幻想、主张过台独甚至从事过台独活动的人”。王毅主掌的国台办，未来该如何争取这部分人对大陆的理解，并对传统的绿色 板块增信释疑，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