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学运的两种危机
在9日的《在和平人权声中拷问中华民国宪法权威》一文中，我把台北街头正在进行的“野草莓”学运，拉到了宪法的高度，并试图解释《集会游行法》对目前的台湾社会有着什么样的深刻影响，以及他的违宪本质。不过，随着自由广场的野草莓运动遍及全台各地，这场学运暴露的危机也越来越多，值得深思的现象也逐渐蔓延到对民主社会中核心价值再确认的严峻课题上。
一、台湾的反对党去哪了？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台湾的反对党叫民进党，并且这个政党现在是台湾最大的在野力量，但这种没有道德号召力的在野党，他的领导力持续受到挑战，如今更被“野草莓”学运打出了原形。
从学运启动伊始，以蓝绿颜色区隔他们的政客及媒体就络绎不绝，更有甚至，简单粗暴地认为只要是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人都是亲绿的。所以基于这种逻辑下的学生运动，草莓是绿色的，也变成一些蓝色群众自我安慰的一种手段。之后，在蓝绿惯性中，不谙世事的大学生一会是对抗国家暴力的斗士，一会又沦为扰乱社会秩序的罪魁祸首，更引来一票爱作秀、抢版面的名嘴前来“评头论足”，场面好不热闹。
理论上，面对国家暴力，聚集社会负面反应，并对执政者提出建言，就是反对党的责任与义务，但台湾的政治现实告诉我们，指望民进党干这种事是多么的缘木求鱼。反而因为民进党本身积极煽动暴力、拥抱民粹，使得他对抗违宪法律的正当性丧失殆尽。所以，“野草莓”的应运而生，是被这堆扶不上墙的烂泥党给逼出来的。民进党无法告诉人们，他的价值观在哪里？贪腐和清廉，他支持什么？暴力和理性，他坚信哪个？
正因为反对党的社会影响力严重退化，当多元社会再也找不到一个足以代表各个社会阶层对现政权的不满，这才有一群学生肩负起与他们的阅历、经验不相称的重责大任。因为人民有愤怒，需要发泄，并且也希望尝试用其他手段，去改变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蓝绿两个党沉浸在选举游戏中不可自拔，可他们都有着不愿面对的真相：为什么近年来，中间选民会越来越多？特别是在民进党政权弊案连环爆发之后，越来越多对民进党失望的人民并没有选择投靠国民党，反倒对各种选举冷漠以对，进而放弃公民投票权？国民党不曾深思过，民进党就更无暇想这种遥远的事情。不可否认的是，政府公权力的日益凋零，加上人民对政客的极度不信任，导致蓝绿两党的内部危机越发严重，但囿于自我纠错能力的妥协性，等他们自己改正错误是比与虎谋皮更荒唐的事情。
今年总统大选前，台湾的流行语是：一党独大，但当时的人没几个会真的相信一党独大的含义就等于20年前戒严时期的那样。因为政府运作规律变了，民主与法治也深植人心，并且重要的是反对党能够合法并有力的监督政府。有这么多的基本要素，所谓的一党独大，纯属瞎操心。然而，以520后至今的形势看来，国会的一党独大，几近国民党垄断立法权的地步，而民进党更是步调紊乱，除了焦土性杯葛，再无办法发挥代议制民主的优势。
台湾人面对的现实是，执政党超级自恋，并极端无能；反对党连基本伦理价值都搞不清楚，还谈什么反对？当朝野力量的天平失去平衡，这个社会的运行机制发生问题也就是指日可待的了。这群学生，背负着“草莓族”的嘲笑，但毅然走出了令师长们惊诧的一步，这是个特殊的时期，台湾不再有反对党的日子，人民只能自力救济，凡事靠自己。很悲怆，却也是公民社会步入成熟期的重要标志。
二、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彻底破产
随着反对党被学生运动取而代之的，还有主流媒体的公信力。这场“野草莓”学运的本质已经跨越了地域限制，学生们发挥出了前人根本比不了的科技优势，引入网络的力量。但这样的模式必定会挑战主流媒体在传播资讯时的霸主地位，而后续的事态发展显然也揭示了台湾媒体全面堕落的结论是如何的精准。
诚如上阙所言，学生运动的初始阶段就面临着媒体的严厉检视，当然更不缺乏素来蓝绿立场坚定的媒体，各自取材，选择性报道符合本媒体价值观的新闻。于是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主流报纸的大记者胡乱臆测，并揣度学生们静坐的政治动机，然后加以上纲上线进行批判。比文字记者所在的平面媒体更滑稽的是电视台，当行政院秘书长薛香川被学生问到：“你是不是人？”时，电子媒体迅速铁口直断学生侮辱大官，结果在youtube上看到完整版对话后，媒体记者的弱智会令人发笑。
这是为什么呢？民主化后，媒体民营化的趋势在台湾被誉为新闻自由的骄傲之一，政府不再能控制资讯的流通与传播，媒体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台湾媒体的集体堕落与倒退也是惊人的，商业化程度的过分操弄，逼迫各家媒体迎接挑战，加上根深蒂固的台北观点，使自诩“社会公器”的媒体们，离主流民意越来越遥远。这也能部分回答，为什么台湾媒体民意调查数据水分极高、经常失准的原因。
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媒体属性的去威权化，使得新闻禁区不复存在，但道德沦丧的速度异常惊人，或者干脆是CCAV化的沉沦，导致台湾媒体的公信完全破产。伴随着恶意造假炮制的新闻画面，媒体从文明的推手变成了愚蠢的代言人。
就在这几天，一位中国时报资深记者质问“野草莓”的十大问题，遭到网络世界blogger们的强烈声讨，在这些反驳声（不用点了，翻墙吧）中，有一句话掷地有声：“批评不是只有看看联合报或TVBS就够了，那些断章取义的主流媒体，忘了提醒你，批评还需要有事实证据的支持，以及你最欠缺的：独立思辩的能力。”
三、“孩子，生日快乐！”
第三段，我选择转载一位台湾母亲写给他孩子的一封信，从字里行间里，大家一起来品味这场备受关注的学运的意义吧。
（作者杨翠为中兴大学台湾文学所副教授）
我的儿子，在他满廿岁的那一刻，加入野草莓，以青春温柔的声音，反抗他曾亲身领受的国家暴力。
一九八八年，我在《自立晚报》「本土副刊」工作，五二○农民运动时，我怀孕三个多月，与一些媒体朋友来到城中分局前，关怀农民运动诉求，当时黄昏已过，天色沉暗，气氛诡譎。不久，镇暴部队与霹雳警察將游行队伍团团围住，以强力消防水柱镇吓、驱离大批民众，再以警棍狂打未及被驱离、仍留在场內的散落民众，并且强行扭送城中分局与台北市刑警大队，其中多数是已经走了大半天，十分疲惫的年老农民。
一个六十几岁的阿妈从我面前被两个壮汉拖走，脚下鞋子已经脱落，嘴里还哭喊著：「我的包包啊，我的包包没拿啊！」一个壮汉在我面前被打得头破血流，鲜血如注，白衬衫一片血红。我激动地质问，警察为什么打人，双手隨即被扣住，用力往城中分局里面拖拉，幸而我的记者证与在场的媒体朋友们救了我，他们才放开我的手。
情势诡譎，我被朋友劝离现场。不久我知道，入夜后静坐学生们被镇暴部队践踏而过，感到战慄，觉悟到我被放开双手其实只是时间的问题，再停留稍晚，腹中胎儿恐怕不保。
这个孩子出生在十一月十日中午十二时三十分。母子俩早已说好，如何祝贺他的廿岁生日。一一○六台北野草莓运动初发，一一○八台南野草莓、一一○九台中野草莓群起响应，一一一○新竹野草莓也诞生了，我告诉他，就近到他的学校清华大学，加入静坐行列。
他在一一一○中午十二时三十分左右，正式入坐清华大学小吃部，加入新竹野草莓的行列。时间是一个巧合，也是一个隐喻。这个孩子在母亲肚腹之中，经历了他人生首度的国家暴力，在他满廿岁的那一刻，成为反对国家暴力的野草莓，以他们青春的声音，召唤这个社会的温柔回响，共同建造一个自由与人权的国度。
我一直都想告诉他，亲爱的孩子，妈妈必须陪伴台中野草莓，所以食言了，无法到新竹去祝贺你的廿岁生日，见证你大学第一年生命轨迹。但请相信，妈妈一直都在陪伴你，见证你的成长。
在这个荒寒的时代里，你们青春的声音或许还很薄弱，或许一再被媒体隐蔽、扭曲，更不断被冷漠的社会误读，他们不了解，集会游行是弱势声音的最后通路，他们不了解，集会游行与宁静革命可以同时达成，他们不了解，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有多重要。但是，你了解，你出生在这样的家族，你的外曾祖父杨逵，你的叔公魏廷朝，都是一生奉行和平主义，却又坚定的社会运动者，他们相信，自由与人权无法守株待兔，必须以身体建造。这些，不是你的家世包袱，而是你的生命资本，因为有他们的灌注，你会得到更多加持、更多实践的能量。
青春只有一次，廿岁生日只有一次，很开心你在满廿岁那一刻，成了野草莓，你们一如野草莓的台湾俗名「刺波」，即使被视为柔弱的草莓族，却坚定地以温柔、和平、创意的运动模式，掀起一波波带刺的青春波浪，用年轻的声音，刺击台湾社会的冷漠、无知、乡愿与功利。
孩子，廿岁生日快乐，妈妈以你为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