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党暴毙 极右派冒升后的香港政局》一文中，我将社民连定位在“极右党”的位阶上，引来不少的议论，还有朋友希望我详细解释“极右”的定义，并回答为什么社民连坚持走社会民主主义的左派路线，却被我说成是“极右”。需要澄清的是，在《香港政局》一文中，我阐述和评论的重心都在香港政治与政党生态，除了表述自由党突然“猝死”一事上联系到了香港经济和民生，对社民连更多的是从政治的角度解读他政党属性。当然，要回答社民连的“极右”，就得从董建华和曾荫权这两个特首的政治“极左”说起。

七一大游行的本质被掩盖

2003年那一场震动世界的香港“怒吼”令身兼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的时任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北京如此厚爱香港，港人还是与祖国离心离德？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北京自认在1997年七一回归后，中央一直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处理香港事务，并未急着要求港人履行太多的义务，反而是董建华政府伸手向中央要的，中南海没有不给的（前提自然是北京给得起、可以给的）。但为何港人依然对政府有那么强烈的怒气？

内地的人们看香港往往比较迷茫和困惑，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北京刻意控制涉港新闻的报道，媒体除了新华社通稿外，几乎不可能再从内地正规媒体上获得香港政治的资讯。这种管制方式甚至较之台湾更严格，以至于今年立法会选前，广州《南方都市报》特派香港采访选举的记者都只能写出类似新华社口径的报道，内地人根本不知道或无法知道香港人到底在想什么，以及香港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

个中的原因也很简单，“一国两制”是北京迈向政治开明的样板，同时也是处理未来两岸关系的一种模式，维护好“一国两制”在港澳的光辉形象有助于北京统一战线的伸展与开拓，强化中国不靠西方经验也能走出自己一套特色的“自力更生”印象。所以当2003年七一大游行浩浩荡荡，国际媒体蜂拥而至时，北京黯然、董建华更是焦头烂额、疲于应付。在那段日子里，为了面子和“决不能承认政府有错”的顽固，北京和董建华把矛头指向了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并控诉前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祈俊文是“幕后黑手”，外交部一再向美国国务院抗议，要求华盛顿换人。无巧不巧，祈俊文和泛民主派过从甚密在香港不是秘密，几次公开谈话都在有意无意间把屁股挪到了泛民那一边。

于是，北京虽然知道要检讨香港政策，并要求董建华更多的听取民意，缓解社会对立情绪，但公开官方讲话依然无视香港人对董建华政府强烈的不满，并抓出诸如李柱铭等“钦定汉奸”来解释为什么会有50万人上街游行，借此把一顶“祸国乱港”的帽子彻底戴在“反对派”头上。

香港至今没有政党法，而《基本法》更严格约束特首不得隶属任何政党，且扭曲的政治体制也造就了政府“有权无票”，议员及其政党“有票无权”的奇怪政局，行政与立法间的冲突与摩擦在回归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特首被禁止参加政党的目的说来也是用心良苦，但效果显然不佳。《基本法》如此规定，本来是要求特区政府成为能代表全香港市民的政府，摒弃政党间的门户之见，也防止特首主导下的行政权卷入党争导致政局动荡的可能性。这部《基本法》，虽然条文中有对“重大法案未经立法会三分之二同意不得通过”的保障，但与一般市民利益相关的民生政策没有一件够得上“重大”的，所以在特首个人与特区行政会议的强大影响力下，立法会各党对政府的决策很难发挥制衡和监督的作用。

亲疏有别 老董、煲呔如出一辙

曾荫权（煲呔）在接下特首大权后，曾一度把香港政坛中的“爱国爱港派”与“泛民主派”定义为“亲疏有别”，至于亲近谁，疏远谁，大家心知肚明。然而早在董建华时代，这种泾渭分明的执政手段已经展露痕迹，并成为董建华“油尽灯枯到脚痛下台”的最大败因。而北京则发挥出巨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在港扶植起了“香港协进联盟”这等庸人懒人政党，此等比民建联更脱离民意的政党，走的是亲中商界路线，但该党长期不思进取，只知道等北京“爸爸”和中联办出手搭救，并且一直龟缩于立法会功能界别里苟且偷生，无法直面议员直选。就这样，在自由党的外部压力与自身内部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北京决定让当时还叫“民主建港联盟”的民建联与“香港协进联盟”合并联姻，不过这种合并其实只是使民建联吞掉“香港协进联盟”的一种手段，因为两党合并后的名称只多了两个“协进”字样，简称依然是“民建联”。

在轻视学者专业意见和科学分析，并得不到以陈方安生为首的公务员队伍“心口合一”的支持的背景下，老董只得依靠一批经过北京审查合格的“爱国爱港派”来治理香港，可是由于这拨人大多经验稀少、私心很重并狂妄自大，令董建华的许多出发点很好的政策最终被市民反对。到了老董下台前，香港市面上的“官商勾结”传闻就是他跛脚特首的最好注脚。

七一大游行，表面上是反对老董强加23条给港人，但50万人上街的事实，充分说明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真理，若非老董错误频频、失尽人心，仅靠泛民的力量能让那么多香港人走上街头么？种种迹象都证明了爱国爱港的定义权被个别既得利益集团垄断，并将之具体落实到资源分配、政策制定上，引发社会对立，属于全体港人的特区政府变成了爱国爱港派的禁脔。

从04年、08年这两次立法会选举的选票分配，直选区的票数比例都维持在泛民六成、建制四成上，但无论是董建华还是曾荫权，都把居于下风的建制派视为执政帮手，将获得高民意支持的泛民归类为寇仇，甚至不惜将长毛式的激进抗议上纲上线，扩大解释成“反对派就是一门心思想搞乱香港”，却从不知道反省政府政策若真得民心，危机岂会一波接一波地袭来？泛民要搞事，有多少炮弹是政府主动输送的？

荒唐政府催生极右政党

正因为特区政府乖张、霸道、无视民间呼声，一味迎合北京和爱国爱港派的意见，借助尚不完善的政治制度在香港实行差别待遇，连主张温和民主路线的民主党与代表中道理性的公民党都已不能满足香港人越发强烈的怨恨。所以，当社民连成立后，奉行激进抗议路线，敢于对抗不公不义的勇气令基层市民看到了希望。而这次立法会选举，社民连主席黄毓民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人们惯常的印象是香港的富人和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中流砥柱，不会拥护社民连这等激进政党，但从之后的开票结果的分析来看，这样的判断是错的。9月11日的《明报》社论就指出，黄毓民在九龙西选区内公屋、私楼、大型中产屋宇和豪宅区票站的得票率，十分平均，因此黄的支持者是跨阶层的，并非单靠草根选票才当选。一般认为中产阶层是社会的主要稳定力量，其属性应该与激进取态有所出入，现在两者合流，会衍生怎样的政治生态，值得留意。

像社民连这种在经济上持最低工资制度、保障劳工权益、争取集体谈判权、普及免费教育、加强环境保护的政党，怎么看都是左翼。但经济、民生的左不能说明他的最终属性，社民连在政治上的政见比泛民中的任何一个党都要极端——考虑到网站生存安全，恕我不能详细例举，有意者可登陆社民连网站查询其组织宣言——在明显的社会不公的现实下，寻常的所有抗议管道都被封堵，温和表达反对意见被政府视为懦弱的表现，置之不理。

由于北京连续释放有利于香港经济发展的鼓励性措施，加上曾荫权本就出身于公务员队伍，比起老董根本叫不动公务员的尴尬有着天壤之别，外部的民建联和自由党一定程度把商界和社会名流收入囊中。同时，当全国人大常委会把普选时间表订在了2017年和2020年，泛民手中的普选牌顿时失去了号召力。可香港社会依然存在着为数不少的反共、反政府的情绪需要发泄，那么社民连应运而生、趁势而起就不足为怪了。

港人的“中国观”很特殊

2008年6月17日，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按惯例发布每半年一次的《香港市民自我身份认同》的统计报告。经数据分析，人们普遍发现，即便是在四川大地震后，港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认同依然处于低位，反之，“亚洲人”、“中华民族一份子”、“中国人”等模糊的泛民族身份认同名列前茅。香港不是台湾，所谓的香港独立连最西化的民主派都懒得理会，更遑论香港市民对中港一体化的认知以及CEPA等特殊经济安排产生的共生关系，使港独比台独更天方夜谭。然而，香港人对国家的热爱却与对中共的认同呈现两极化，其中原因不便细说，但大体与上世纪的一场政治风波息息相关。

无论是特首选举的那八百人“大圈子”，还是立法会选举功能界别的“小圈子”都是不容于香港主流民意的暂时之举，但北京和港府本末倒置地将其合理化为稳定香港的基石，甚至还有把政治改革方案建立在保持爱国爱港力量不被分散的基础上推动双普选的“阳谋”，这一切都看在香港人眼中，他们不说是因为说了也没用，正如议员选举，投了票还是改变不了保皇党大行其道的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香港人对政治的冷感和沉默也是拜北京特殊的香港政策所赐。

社民连的极右体现的是港人对现状的无力感，他的快速崛起更是不分阶层的香港人对中央用经济诱饵笼络人心，却全面收紧政治底线，加快统战脚步的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消极抵抗。从习近平访港引出的一句话口水风波到立法会自由党、公民党等中道政党的沦落，都是民意步入激进、叛逆期的结果。

说了那么多，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香港已是中国的香港，一国两制既然是中国独创的，那他本身早就具备了“中国特色”，中国近现代史上曾经位列反革命排行榜榜首的右派下场不需要我赘述。如今对号入座到黄毓民、梁国雄、陈伟业，他们和社民连的反共、反政府底色，在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光谱中，极右的定位，哪里错了？

上半年，闹得香江满城风雨的副局长、政治助理风波，搭配上经济景气疲软、通胀压力升高的民怨，曾荫权民望暴跌。以至于奥运开幕前，著名左派意见领袖、港区人大代表吴康民公开警告曾荫权“搞不好奥马（奥运马术比赛）就下台”的重话，一时之间中港两地气氛高度凝结。香港舆论普遍相信，以左派力挺特区政府的历史，吴老先生的“示警”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北京高层对曾荫权政府施政错误连连，人为加剧不满民情积蓄空间，白送泛民主派发动政治攻击弹药的高度忧虑与期望落空后的惆怅。

官商勾结疑云乍现 曾班子麻木不仁

图中的这个人就是最近几个月搅得香港政坛不得安宁的“祸首”——梁展文。此人退休前的职位是特区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常任秘书长，在2003年1月和2004年2月间，参与新世界集团与新鸿基集团关于红湾半岛土地买卖的决策与谈判，去年届满退休后，到了今年5月向公务员事务局申请到新世界中国地产有限公司出任执行董事兼副董事总经理，年薪300万。

5月底，依据离职公务员的相关规范，各有关政府机关必须对卸任高官再就业给出意见，以提供公务员事务局审查是否批准。但这个过程被媒体发现，梁展文的新东家与其过往的职务行为有着紧密的利益联系，怀疑聘任关系存在官商勾结的嫌疑，促请政府仔细考虑。本来，特区高官如快速处理，不至于把小事搞到全城哗然的地步，但包括曾荫权本人在内的高层，都对此事敷衍塞责，高官们再度对小市民耍起了政治化妆手段，以图瞒天过海。结果风暴越滚越大，直到一把熊熊政治火灾烧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俞宗怡头上，才在16日周六凌晨“逼退”梁展文，而这中间北京涉港事务官员、特区政府、泛民主派及香港各大政党的角色、态度都很耐人寻味。

立法会选举在即 北京急了 曾荫权慌了

当事情还处于酝酿期时，各大政治力量都在观风向，目的自然是等着政府如何自圆其说，力求找出破绽，转守为攻争夺立法会直选议席。结果，曾荫权和他的团队再一次向建制派和北京官员证明，他们是泛民主派的“好朋友”，北京方面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民主党明明还在内讧，曾荫权怎么会笨到主动提供“枪支弹药”，来帮助泛民主派化解内部危机，拉抬对手的选情。同时，政府高层昏招不断，激起了市民对官商勾结的“疑心”，并通过各路媒体上天入地挖掘真相，施加压力，逼迫政府无所遁形。

香港官场中人对新世界集团和政府高层危机处理的能力非常困惑，这些精明能干之人明知立法会选举投票日临近，社会上已经出现不满政府“欺骗”市民的愤怒情绪，爱国爱港阵营却还是让泛民主派收割了政治果实。

如此乱象，北京就是想再稳坐钓鱼台都不可能了，就政治面来说，被中共视为“祸国乱港”的反对派有可能取得立法会主导权，这种事光想象就会是一幅可怕的情景，一旦成为现实，行政与立法系统的龃龉将全面升级成对抗，而泛民主派力量大增极可能使提前双普选的话题再度发烧。所以，无论是着眼于下个月的立法会选举成绩，还是对香港政治制度长远的发展，在不违反基本法高度自治的范围内，北京涉港高层必须“尽一切可能”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中。

火烧定海神针 危机又变转机

但在北京方面还未真正“发功”前，事件向上烧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俞宗怡的身上，就当官场传出俞宗怡即将引咎辞职的谣言后，不仅曾班子赶紧“灭火”，就连建制派和泛民主派各家政党也罕见地联手“反对”俞宗怡下台。而这其中，政府当局以曾荫权意识到“火烧眉毛”的迫切感最为重要，而自港英殖民时代就一路提携俞宗怡的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也“暗示”泛民各党要找准目标，勿“滥杀无辜”。

在此之后，泛民各党快速清理战场，把矛头直指曾荫权，对俞宗怡则流露出“爱之深、责之切”的温情主义，不再刁难俞。

翻开俞宗怡的政治履历，人们不难发现以43岁入职港英当局司级高官的她，资历有多深，而对于身处公务员系统里摸爬滚打几十年的曾荫权更是对俞宗怡在香港公务员心中有如“定海神针”般的巨大影响力了然于胸。无论如何，俞宗怡绝不能下台的底线不容突破，因为包括北京在内的所有人，都无法预料俞一旦下台，香港公务员们会有何种“激烈”的反应。换句话说，香港可以没有唐英年，但不可缺少俞宗怡。

公务员系统树大根深 京港高官顺水推舟

众所周知，香港模式得以跃然国际舞台的支柱，除了完善的法治体系和富有活力的自由市场经济，一支稳定、健康、高效的公务员管治队伍也是功不可没的。公务员队伍素来予外人专业、廉洁、中立的感觉，加上日臻有序的市场竞争机制和法治的健全，使得港英当局都必须倚重他们来治理香港。

回归后，公务员管治队伍也成为北京践行一国两制的中枢力量，因为有他们，平稳过渡才成为现实，香港社会整体保持了北京希望看到的稳定局面。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年的董建华“摆不平”公务员系统也是其黯然下台的原因之一。董建华一意孤行推动“高官问责”和“政治委任”，这些改革措施使政务官这个群体得以成型，公务员退出了政策制定与执行的第一线，叠床架屋的高层权力结构令政务官与公务员之间矛盾频发。而董建华无视公务员长期以来处于香港社会超然地位面临边缘化危机，强行变革，也是其特首生涯的“罪状”之一。

另一方面，经历了基本法二十三条的洗礼和启蒙，香港市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性也日渐提升，普通人对财团利益体制化的恶感越发强烈，对于没有民意基础和管治正当性的公务员队伍是否足以担当香港社会的公共决策，疑虑越来越深。

所以当政府内部沉疴未除之际，从市民阶层对公务员特权地位的不满更加剧了政治危机的巨大冲击力，这里面既包含了最基本的廉洁诉求，也有杜绝官商腐败土壤，进一步把公共决策透明化的全民希望，更是对香港管治制度如何与时俱进的警告。梁展文只是个信号，他退休后再就业的风波既无真正违法情节，也符合一般而论的常情，缘何招徕如此尖锐的官商勾结指控，值此陈水扁巨贪事迹败露之时，我们应该思考得更多、更深。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完成了他自兼任中共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一把手的“视察”，香港社会对此评价普遍良好，虽偶有“曾（庆红）规习随”的断语来凸显这位“第五代核心”的沉闷，但总体上，亲民、务实、充分了解港情，令习惯挑刺的港记也叹服。但习近平在7日的一场公开讲话却招来了香港大律师公会的一纸声明，并引发香港法律界人士议论纷纷。

一句话的歧义引出宪政风波

大律师公会的声明起源自习近平在7日会见香港特区行政、立法、司法机关负责人，他在讲话中勉励管治团队要精诚合作，“行政、立法、司法3个机构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就是这句“互相理解、互相支持”被大律师公会批评习近平副主席讲话主旨与《基本法》相悖，声明特别强调，司法机关不能被视为行政团队的一部分，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与立法权之外是香港全社会坚持的“核心价值”，不容突破。

对此，香港《信报》10日发表社论进一步阐述大律师们担心的问题。社论认为，习近平“互相理解和支持”的言论，并非有意警告司法机关要跟政府合作，但是，习近平这番话却明显反映出北京领导人对一国两制中香港一制的基本认知严重不足，作为中央负责主管港澳工作的主事者其发言不符港情，以维护法治为己任的大律师公会公开表态，以正视听，是十分正确而且及时的。社论基于司法权的超然独立的理解，对非中央政治任命的大法官也要与政务官列队接受习近平的“训话”很不以为然。

香港《苹果日报》社论11日更指出，大律师公会的声明不仅捍卫了香港的核心价值，更是对中央领导人特别是主管香港事务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先生及时的提醒，让他明白法治及司法独立的真义，让他了解一国两制的真正精神。

与内地融合也要有底线

冉云飞在《香港正在沦陷》中提到香港的明天，取决香港内地化，还是大陆香港化的速度，哪一个更快的问题。这话没错，而从纠正中央领导人偏颇的讲话中，我们也应该看到香港人在努力地守护他们的“核心价值”，并矢志成为屹立于大中华的精神资产。

我写台湾的这些日子以来，对中华民国迁台后的司法独立一直持悲观态度。更为台湾政客不分蓝绿践踏司法深有感触，对台湾人民在享有民主机制的同时还必须忍受着皇后贞操被强奸的痛苦很是同情。台湾固然做到了民主普选，却怠惰拱卫司法独立在中华民国宪法上的重大宪政义务，这也是台湾民主转型过程中的遗憾之处。但香港却让中国人看到了司法超然的希望，这种从社会底层发出的共识促使任何政治人物都不得僭越，对司法的崇高信仰已经到了外力不容侵犯的地步。

香港社会对三大权利高度敏感：新闻自由、学术自由与司法独立，三者已成为港人精神世界的圣地、社会携手维护的“普世价值”。尤其在政治上，特区行政高官均须北京任命，经济上对内地的依赖性越来越高的今天，大律师公会的这纸声明点破了香港社会最宝贵的财富。

和谐之风吹拂香港政坛

习近平副主席会提出三大职能机构要“互相理解、互相支持”，还得结合曾荫权政府的“副局长、政治助理”政治风波。曾荫权从最初的刚愎自用，到习近平访港前临时抱佛脚地去立法会“灭火”，在在显示，特区政府一心只想用政治化妆术来粉饰太平，从无用心化解香港市民对政府的不满根源。在此背景下，习近平到达后对曾特首的“耳提面命”使这位民望暴跌的行政长官尴尬不已。

香港政坛这些日子来的“内耗”看在中央领导人眼中就是标准的“不和谐”，政务官对通胀升高的民生疾苦缺乏同理心，行政、立法与建制派、泛民主派的频繁冲突，沉浸于口水谩骂、人身攻击地针锋相对，让香港政局变得乌烟瘴气。人们也普遍相信习近平“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的对象是行政、立法两大系统，与没有卷入政治纷争的司法机关干系不大。但是，捍卫核心价值就是需要一批“锱铢必较”的先行者，用乌鸦嘴的态度，在鸡蛋里挑出骨头。话虽刺耳，却不失中肯。

但换句话说，香港的各级法院自回归后，经常性地推翻特区政府的决策，也是外界忧心司法独立不保的一点。特别在主张高效率的京官看来，立法会有一帮民主派议员“胡闹”已经妨碍到了曾荫权政府的施政，要是法官也来搅局，香港岂不天下大乱？用刚刚以健康原因请辞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马时亨的话来说，『要政通必须要人和，如果不和其他人沟通好，又怎做你的工作呢？不要带有色眼镜看一些人，不要把反对你的议员当成“反对派”。』马时亨的话听在曾经是与民主派沟通最佳的政府高官的曾荫权的耳里，实在有够讽刺的。

中共在港喉舌早就把民主派定义为“反对派”，嘴中高喊和谐社会，却对“反对派”进行人格摧毁。当亲北京媒体的做法被曾荫权推广到立法会，马时亨的“政通人和”却意外吃香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