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曾荫权十月发表施政报告后，经济机遇委员会瞬间大热，这个名为应对金融海啸，谋求香港经济发展机遇的全新组织架构，其实是弥补法定之行政会议在政策制定上的不足与缺憾，而行政会议人事改组迟迟没有下文，也是港府中枢权力机关斗志涣散，公共决策频发危机的关键问题。

集体负责对冲高官问责

昨天，处于风暴中心的政务司长唐英年出面向在泰国滞留的港人旅客引起不便致歉，但是唐司长坚持认为政府派包机赴曼谷的时机“不太慢”，甚至说这项决策是政府高官“集体决定”的。只是这种明显官僚的解释，根本无法说服议员和市民。特别是一句“集体决定”，暴露了高官问责制的又一大弊端。

前日我撰文阐述了高官问责制的一个现实弊端，政务官与公务员在权责分配上的模糊往往导致突发公共危机的处理结果七零八落，备受市民指责。而问责制带来的局长之间的猜忌也加剧了特区政府各部门之间的通力协作与政策配合上的嫌隙。但至少追究责任这点还是清楚明确的。如今，当唐英年推脱这是“集体决定”后，无异于对外宣告这件事政府高层中没有任何人需要为此负责，自然就更没有下台的问题了。那么问责制度究竟要去问谁的责任呢？

2002年，老董推动高官问责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使政府决策保持透明，令议员、舆论、市民都能有效监督政务官的一言一行，也警告所有手握大权的高官，你们的行为，香港人都在看。这么做的好处，就诚如黎智英承认的，香港高官的制度性廉洁让八卦狗仔无用武之地。但一件事有好处，就必有缺点。果然，自梁展文事件后，问责局长的心理压力都成倍增加，因为当制度把高官的言行举止透明放大到可怕的地步，官场中的自保本性也就出现了。毕竟高官也是人，是人难免会怕事，尤其对那些希望“更上一层楼”的问责局长而言，保护政治生命，规避政治风险，实乃明哲保身的不二法门。

于是，官员们个个先想到自己的政治生命，然后才考虑公共事务的决策合理性，这种模式下，政府决策会有效率才怪。所以，最近半年来，从副局长及政治助理风波到生果金的反复无常，从梁展文事件的官商勾结嫌疑到外佣税豁免政策的角力，更不用说雷曼事件中政府自动放弃监管金融市场的职责了。问题是，半年过去了，曾班子里有哪位问责局长引咎辞职的？一个都没有。

人们经常抱怨内地的地方政府，集体决策进而集体卸责的官场乱像是中国基层政府治理的疑难杂症。如今这一歪风也刮到了香港，集体决定的本质就是责任平均化，但结局总是无人需要负责。如此“技术性犯规”，形同架空高官问责制，保住了所有高官的饭碗。当官位高于制度的时候，官官相护是最直接的解决之道，而这种做法也最令无投票权的市民无可奈何。

行政会议改组之谜

昨天有人针对高官问责制问我，“局长外出无人负责，那么以后所有负责人外出均指定一个人负责，就象美国总统不在，由副总统负责一样，似乎也不是难事。”理论上，这话是对的。但实际操作上，港府的问题要复杂地多。正好，李少光的前任、现任立法会议员的叶刘淑仪昨天说了一句大实话。她坦言，自己担任保安局长的时候，也不知道局长应该承担哪些政治责任，以及问责局长与公务员间的权责划分界限在哪里。

李少光出国公干，依照制度，代理李少光局长权责的是港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林瑞麟，他也是问责局长。但经立法会查证后获知，林瑞麟在港人滞留泰国一事上完全隐形，这段时间内他既没有履行代理局长的义务，也从未行使过代理局长的权力，所谓代理二字，就是挂名而已，只为了有问责局长在立法会接受议员质询，至于保安局内部事务，代理局长根本不管。正因为代理局长的失职，作为统筹政府各部门运作的政务司长唐英年的角色就格外关键，但事后证明唐司长也“不见了”。就这样，保安局长出国访问，代理职务的同僚不管，顶头上司也袖手旁观。这件事后来会闹到惊天动地的程度，立法会要查清楚的就是，为什么高官放着制度不执行，坐视危机扩大，民怨四起？只是如今被唐英年那一句“集体决定”给掩盖掉了。

另外，问责制会发生高官之间勾心斗角，“体察上意”、“排忧解难”这等咄咄怪事，也是特区政府管治不得力的证据之一。这得从行政会议人事改组停摆说起。按照港英时代留下的规矩，立法会选举结束后，总督（或特首）要根据立法会政党席次的消长，改组行政局（如今的行政会议），吸纳具有民意直选基础的立法会议员进入政府权力中枢，加大施政的民意认受性。

但是，今年立法会选后，直到曾荫权发表施政报告后至今，港府都未曾对行政会议成员作出过调整。昨天我提到的刘江华，他能进入行政会议，完全得益于曾钰成当选立法会主席后遗留的空缺，同样身为民建联的高层，由刘江华接替曾钰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行政会议在基本法中的定位是特首的智囊机构，虽然其本身可以被特首作为内阁来使用，但对外不能明说。而奇怪的是，自曾荫权接下老董的行政长官位后，行政会议中的非官守成员，多数还是老董的人。那曾荫权为什么不改组行政会议，任命一些“自己人”呢？

原因当然在北京。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特区，的确是秉持“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但是不要以为高度自治就可以忽略中央政府，这也就是当年香港主权交接前，突然出现的“完全自治”与“高度自治”的争议来由。所以，基于高度自治下的特区，三司十二局的问责局长都是需要经由国务院批准才能上任。特首虽有主导权，但在中央面前，无论是老董还是煲呔，都只能“提名”，而不能“任命”。至于国务院是否愿意做“橡皮图章”，端看以曾庆红（今日是习近平）为首的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的意见了。

行政会议改组触礁，原因就是北京不满曾荫权拉拢泛民主派议员入会，罔顾中央封杀泛民的指示，为一己之便把北京的敌人当成自己的伙伴，不予批复煲呔提交的人事改组名单。故此，特区政府的中枢权力机构的人事决定权，特首虽重要，但中央更重要，以至于北京不喜欢的人，是绝对不可能进入特区高官行列的。所以，“体察上意”也好，“排忧解难”也罢，特首纵然会换人，但中央政府是不会换党的。再加上以中联办为核心的香港中字号派出机构的强大影响力，特首真正能做主的事情，其实并不多。用官场中人的套话来说就是，香港已经回归了，内地有的东西，香港没有拒绝的理由。

本文将在《同舟共进》9月号刊出，以下是未经编辑且“不和谐”的初稿。

2008年7月20日，民进党失去执政权后的首次全国党代表大会（全代会）。这是自今年1月立委选举大败、3月总统大选遭遇历史性滑铁卢以来，对这个曾经与台湾党外民主运动同步的本土政党第一次“痛定思痛”。在历经党内权力洗牌、台独激进路线挫败、清廉形象遭受质疑的关键时期，民进党的未来走向格外引人侧目。

中央权力结构趋于集中

马英九执政时代的到来，出于对历史上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深刻记忆，台湾人民深切地希望在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内出现一支稳定、中道、理性的反对力量，负责监督政府的运作。而眼下蓝绿的基本政治格局给了民进党一个重新体验“在野党”的机会。重整旗鼓的第一步就是理顺党内权力关系、盘整错综复杂的利益分配机制。

全代会中，以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常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执会）、中央评议委员会（中评会）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力机构完成改组，一如外界预期，新潮流系成为最大赢家。结合高雄市长陈菊、高雄县长杨秋兴等党章修正案中明定的“当然中常委”，新潮流获得了未来权力分配的优先话语权。当然，此次全代会最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过去习以为常的派系斗争的硝烟味淡化了不少，而美丽岛时代的人权律师交班给形象、出身、学养都迥异于第一代创党元老的蔡英文手中。一股“唯蔡独尊”的共识正在凝聚。

民进党权力竞逐有两个标杆：派系、制度。

就派系而言，前文中提到的新潮流系只是民进党众多“山头”中的一座。其余的还有“泛美丽岛系”、“正义连线”、“福利国连线”等，在陈水扁主政的八年中，各大门派均分别推出掌门人出现在权力舞台上，这也成就了“谢长廷、苏贞昌、游锡堃、吕秀莲”绿军四大天王的称谓。从陈水扁频繁更换行政院长，刻意维持派系平衡的斑斑斧凿中，不难窥见民进党巩固执政基础需要依靠派系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中，但治标不治本的短视之举反而加剧了不同山头对利益分配、权力重组的不满情绪，到了民进党提名2008年总统党内初选之时，整个党完全沉浸于“新潮流VS.反新潮流”的漩涡中不可自拔，最后谢长廷以操作深绿民粹与亲中卖台路线，强行割裂党内同志的友谊，辟出人造的“楚河汉界”，将其转化成民进党支持者最熟悉的“亲中保台”二元选举思维，并进而获得胜利。

而八年中，出尽风头的新潮流系，他的沉浮也是民进党由辉煌走向没落的一个侧面。新潮流以严谨的组织纪律、务实的选举风格、精准的政治判断，从1980年代走群众斗争路线，发展到进入议会批判时代初露峥嵘，但他们的命运从1994年陈水扁竞选台北市长开始发生变化，而那一次是整个民进党第一次获得了台湾政治心脏——台北市的地方执政权。

新潮流的“务实”是出了名的，因为务实，当年台北市长一役，谢长廷与陈水扁的竞争，看好陈水扁会有美好未来的新潮流决定放弃自党外以来一直维持不错合作关系的谢长廷，奔向陈水扁的战斗堡垒。也因为“务实”，取得全台性执政权后，一跃成为陈水扁的“保皇党”、“禁卫军”，迈向了派系攫取政治权力的最高峰。

本次全代会，民进党终止了党内初选制度。这一重大变革使其完成了“人人平权”到“中央集权”的迈进，当然以现代民主观的标准，这种做法完全是倒退，根本谈不上进步。但对于曾经因为争夺权力并导致制度高度扭曲，严重危及政党生存土壤的惨烈教训，迫使该党必须尝试“以退为进”的“刮骨疗毒”法。

党内民主制度之所以会扭曲、变形到不堪承受的境地，和派系、政客对权力恶性追逐的迷思有着直接的关系，并且经由前主席游锡堃“球员兼裁判”的身份错位中，党机器逐渐沉沦，类似“扩大排蓝条款”、“十一寇”等针对性极其明显的党同伐异招数，令个人权欲极大化。并由陈水扁开始“以身试法”破坏制度之后，众多徒子徒孙竞相效仿，最终酿成不可挽回地结果。于是蔡英文选择了在党内对初选制度恢复到公平水准达成共识之前，暂时停止这套制度，改由党中央征召。以求同志团结，共赴选举大业。

应该说，制度是派系公平竞争的标尺，而派系又能促进制度保持活力与弹性。但民进党人却走向了自我毁灭的道路，利用派系心结展开政治斗争来蚕食制度，并最终被扭曲的制度反噬。

激进台独路线必须改弦更张

2008年曾被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等一批学者视为“两岸军事冲突”的关键一年，虽然时间证明这一判断有误，而阎教授本着严谨求学的态度，为自己的错误判断向公众致了歉。但民进党八年执政奉行的极端台独路线已被台湾人民抛弃是不争的事实，对重大挑衅地区稳定的公民投票，选民一一否决的民意转向是对民进党未来路线选择的一次长鸣的警钟。

然而，摒弃极端台独路线并不意味着台独主张本身就不对，换言之，民进党人基于关怀本土、立足台湾的角度，台独依然在人民中有着一定的民意基础，只是对自杀式的恶意冲撞投了反对票，民意并未抛弃台独。

早前，台湾有学者提出民进党“碎片化”的观点，片面地把极端台独路线的失败涵盖到“国家认同”出现土崩瓦解的迹象。但事实上，无论是基层民众还是民进党高层，对台独路线没有本质上的分歧，有的只是激进与温和，哪一种更好的分别。而长期被短期选举利益绑架的做法导致激进台独更具煽动力，将复杂的独立主张转化为选票的选举成本最少，而受到青睐。不过选举一旦结束，面对多变的内外环境，执政时的民进党仍然不曾对“台独党纲”、《台湾前途决议文》产生动摇。如今只是证明了激进、极端路线不为人民所接受，并未引发民进党内部对坚持台独这一根本性理念的分歧，也没有激发争论，所以判断民进党抛弃极端台独路线是成立的，而断言台湾独立将被民进党扫入历史山洞的结论却不太可能。

站在大陆的立场看来，台独是不会有出路的，两岸统一是不可逆转的趋势。然而，作为乡土情绪、本色文化的一种，主张独立依然有着广泛的民间后坐力，断然抹杀其存在的价值和必然性，不利于大陆对台工作的有效开展。

虽说台独路线本身没有好坏之分，但口空爱台湾的“虚无台独”被联结民生，导向人民福祉的“务实台独”所取代是民进党继续根植台湾的基本条件之一。当主权在民的政治思潮随着民主化进程的逐步推进，统一与独立已非个别政治力量所能垄断。国家政治形态的改变，最终诉诸全体公民已成台湾社会的最大公约数。而某种政治主张的延伸离不开人民的理解与支持，纵使掺杂了尊严、自卫等人情世故之后，台独依然需要从神坛走向凡间的经历，还人民自由取舍的基本权利。

“民进党穷得只剩下权力了”

八年来，民进党的贪腐、堕落是外人指责最多的一点。这个曾被无数人爱戴、拥护、敬仰的自由、民主、人权政党，竟然蜕变成贪污、腐败、市侩地污浊政党。自陈水扁以下，贪腐共犯结构成为该党最好的代言人。曾几何时，万人空巷只为送民主斗士进国民党的监狱，变成如今众人唾骂自私又无耻的政客嘴脸。

就在2006年施明德登高一呼，百万倒扁红军涌上街头，民进党出现了自创党以来最严峻的危急关头，两位新潮流系创始人的一次争执对我们理解民进党当时为何执迷不悔，全力保卫陈水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时任行政院长的苏贞昌在红衫军围城的那几天被媒体踢爆涉嫌“逼宫”，暗示陈水扁应该下台的流言满天飞之际，邱义仁、吴乃仁有一天共同出席一场餐会，席间两位情义深厚的老伙计“拍桌对骂”的画面倒是吓傻了许多围观者。他俩争吵的焦点就是对陈水扁当时是否应该下台，以缓和民进党与社会高度对立的看法上。吴乃仁与新潮流多数骨干成员均认为，只有陈水扁下台，民进党反躬自省，台湾人民才有可能原谅第一家庭的贪腐、扁政府的无能。但邱义仁却坚持，只要陈水扁一下台，民进党诸公立刻就失去权力，面临着党内其他派系联合时任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一起“整肃异己”，新潮流能独善其身吗？所以排除万难也要巩固领导中心，绝不能出现大权旁落的悲惨景象。

之后人们逐步发现，这个党会纵容陈水扁和第一家庭“胡作非为”，即便牺牲民进党的前途也要保住陈水扁的“总统”大位，实属迫不得已。因为他们已经完全沦为权力的奴仆，从权力中得到了太多党外斗争时代无法想象的优渥利益，从被国民党统治集团打压的“异见团体”成为当权派，角色的转变并未使民进党人真正理解在享受权力诱惑的同时，必须防止心智迷失在权力之中，由权力的驾驭者沦为被权力驱使的奴隶。

人们依稀记得国民党失去执政权的2000年是如何的惊天动地，一般认为国民党因为李登辉的“黑金政治”腐蚀了统治根基，加速使政党轮替提前到来。但八十年来多前的1924年，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鲍罗廷与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谈话中就已能断言：国民党已死。原因无他，因为自北伐后，只见到国民党人，却再无国民党魂。党的灵魂或许会高尚，但人的劣根性注定了自私与贪婪。

国民党用了半个多世纪办到的事情，民进党只用了八年。而台湾人民可能更要问：那个让人感动的民进党，去哪里了？

是的，自黄信介创办《台湾政论》开始，几代民主先驱、自由卫士无私无畏地与国民党专制政权对抗着，台湾人民会发自肺腑地拥戴他们，是对这些人向往民主、自由追求的一种肯定，并为追求这条道路的过程中遭国民党迫害的疼惜与不舍。美丽岛事件没有压垮他们；因言获罪的打击没有摧毁他们。面对国民党保守力量的声声警告与胁迫，党外精英们反唇相讥，并提出了值得后人回味的警示之语：正因为权力不能与民意沟通及真诚对话，才逼出体制外的自力救济街头运动。

权力的傲慢为民进党获得社会大众的感佩提供了天然的培育空间。但当民进党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后，自我沉沦、自我放逐、自我毁灭的趋势一发不可收拾。那个感动人心的党只在片刻之间就变成人民痛恨的党。于是，这个党什么都有了，唯独没有灵魂、人心和温暖，这也就难怪“穷得只剩下权力”的尖刻指责了。

重新起航 路在脚下

陈子帛在《民进党不会“碎片化”》一文中提出，民进党从来就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党，内部组织和权力结构也是如此，它更像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是一个利益一致，组织松散的政治团体。即使是在力量迅速成长壮大和执政之后，这一特点未曾发生本质改变。的确如此，无论民进党的未来如何，台湾的民主转型已经到了必须要出现两党、多党竞争的格局，即便民进党明天就宣布解散，台湾人民也会扶持另一个政治力量来平衡国民党的“一家独霸”，任何未经民意洗礼获得政权的行为都将被人民否定。

而民进党代表的本土、进步、民主的价值是在地人深化主人翁存在感的一种表现形式，用心灵贴近这片土地，聆听人民的心声，走出符合民情的道路才是民进党的未来。八年的点点滴滴给了后来人无数的教训，而这些教训也将成为宝贵的财富，砥砺着妄想重蹈覆辙的野心家。一个理性、中道、亲民的民进党有重新在起的机会，一个自负、孤傲、狂妄的民进党必将被历史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