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党暴毙 极右派冒升后的香港政局》一文中，我将社民连定位在“极右党”的位阶上，引来不少的议论，还有朋友希望我详细解释“极右”的定义，并回答为什么社民连坚持走社会民主主义的左派路线，却被我说成是“极右”。需要澄清的是，在《香港政局》一文中，我阐述和评论的重心都在香港政治与政党生态，除了表述自由党突然“猝死”一事上联系到了香港经济和民生，对社民连更多的是从政治的角度解读他政党属性。当然，要回答社民连的“极右”，就得从董建华和曾荫权这两个特首的政治“极左”说起。

七一大游行的本质被掩盖

2003年那一场震动世界的香港“怒吼”令身兼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的时任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北京如此厚爱香港，港人还是与祖国离心离德？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北京自认在1997年七一回归后，中央一直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处理香港事务，并未急着要求港人履行太多的义务，反而是董建华政府伸手向中央要的，中南海没有不给的（前提自然是北京给得起、可以给的）。但为何港人依然对政府有那么强烈的怒气？

内地的人们看香港往往比较迷茫和困惑，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北京刻意控制涉港新闻的报道，媒体除了新华社通稿外，几乎不可能再从内地正规媒体上获得香港政治的资讯。这种管制方式甚至较之台湾更严格，以至于今年立法会选前，广州《南方都市报》特派香港采访选举的记者都只能写出类似新华社口径的报道，内地人根本不知道或无法知道香港人到底在想什么，以及香港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

个中的原因也很简单，“一国两制”是北京迈向政治开明的样板，同时也是处理未来两岸关系的一种模式，维护好“一国两制”在港澳的光辉形象有助于北京统一战线的伸展与开拓，强化中国不靠西方经验也能走出自己一套特色的“自力更生”印象。所以当2003年七一大游行浩浩荡荡，国际媒体蜂拥而至时，北京黯然、董建华更是焦头烂额、疲于应付。在那段日子里，为了面子和“决不能承认政府有错”的顽固，北京和董建华把矛头指向了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并控诉前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祈俊文是“幕后黑手”，外交部一再向美国国务院抗议，要求华盛顿换人。无巧不巧，祈俊文和泛民主派过从甚密在香港不是秘密，几次公开谈话都在有意无意间把屁股挪到了泛民那一边。

于是，北京虽然知道要检讨香港政策，并要求董建华更多的听取民意，缓解社会对立情绪，但公开官方讲话依然无视香港人对董建华政府强烈的不满，并抓出诸如李柱铭等“钦定汉奸”来解释为什么会有50万人上街游行，借此把一顶“祸国乱港”的帽子彻底戴在“反对派”头上。

香港至今没有政党法，而《基本法》更严格约束特首不得隶属任何政党，且扭曲的政治体制也造就了政府“有权无票”，议员及其政党“有票无权”的奇怪政局，行政与立法间的冲突与摩擦在回归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特首被禁止参加政党的目的说来也是用心良苦，但效果显然不佳。《基本法》如此规定，本来是要求特区政府成为能代表全香港市民的政府，摒弃政党间的门户之见，也防止特首主导下的行政权卷入党争导致政局动荡的可能性。这部《基本法》，虽然条文中有对“重大法案未经立法会三分之二同意不得通过”的保障，但与一般市民利益相关的民生政策没有一件够得上“重大”的，所以在特首个人与特区行政会议的强大影响力下，立法会各党对政府的决策很难发挥制衡和监督的作用。

亲疏有别 老董、煲呔如出一辙

曾荫权（煲呔）在接下特首大权后，曾一度把香港政坛中的“爱国爱港派”与“泛民主派”定义为“亲疏有别”，至于亲近谁，疏远谁，大家心知肚明。然而早在董建华时代，这种泾渭分明的执政手段已经展露痕迹，并成为董建华“油尽灯枯到脚痛下台”的最大败因。而北京则发挥出巨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在港扶植起了“香港协进联盟”这等庸人懒人政党，此等比民建联更脱离民意的政党，走的是亲中商界路线，但该党长期不思进取，只知道等北京“爸爸”和中联办出手搭救，并且一直龟缩于立法会功能界别里苟且偷生，无法直面议员直选。就这样，在自由党的外部压力与自身内部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北京决定让当时还叫“民主建港联盟”的民建联与“香港协进联盟”合并联姻，不过这种合并其实只是使民建联吞掉“香港协进联盟”的一种手段，因为两党合并后的名称只多了两个“协进”字样，简称依然是“民建联”。

在轻视学者专业意见和科学分析，并得不到以陈方安生为首的公务员队伍“心口合一”的支持的背景下，老董只得依靠一批经过北京审查合格的“爱国爱港派”来治理香港，可是由于这拨人大多经验稀少、私心很重并狂妄自大，令董建华的许多出发点很好的政策最终被市民反对。到了老董下台前，香港市面上的“官商勾结”传闻就是他跛脚特首的最好注脚。

七一大游行，表面上是反对老董强加23条给港人，但50万人上街的事实，充分说明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真理，若非老董错误频频、失尽人心，仅靠泛民的力量能让那么多香港人走上街头么？种种迹象都证明了爱国爱港的定义权被个别既得利益集团垄断，并将之具体落实到资源分配、政策制定上，引发社会对立，属于全体港人的特区政府变成了爱国爱港派的禁脔。

从04年、08年这两次立法会选举的选票分配，直选区的票数比例都维持在泛民六成、建制四成上，但无论是董建华还是曾荫权，都把居于下风的建制派视为执政帮手，将获得高民意支持的泛民归类为寇仇，甚至不惜将长毛式的激进抗议上纲上线，扩大解释成“反对派就是一门心思想搞乱香港”，却从不知道反省政府政策若真得民心，危机岂会一波接一波地袭来？泛民要搞事，有多少炮弹是政府主动输送的？

荒唐政府催生极右政党

正因为特区政府乖张、霸道、无视民间呼声，一味迎合北京和爱国爱港派的意见，借助尚不完善的政治制度在香港实行差别待遇，连主张温和民主路线的民主党与代表中道理性的公民党都已不能满足香港人越发强烈的怨恨。所以，当社民连成立后，奉行激进抗议路线，敢于对抗不公不义的勇气令基层市民看到了希望。而这次立法会选举，社民连主席黄毓民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人们惯常的印象是香港的富人和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中流砥柱，不会拥护社民连这等激进政党，但从之后的开票结果的分析来看，这样的判断是错的。9月11日的《明报》社论就指出，黄毓民在九龙西选区内公屋、私楼、大型中产屋宇和豪宅区票站的得票率，十分平均，因此黄的支持者是跨阶层的，并非单靠草根选票才当选。一般认为中产阶层是社会的主要稳定力量，其属性应该与激进取态有所出入，现在两者合流，会衍生怎样的政治生态，值得留意。

像社民连这种在经济上持最低工资制度、保障劳工权益、争取集体谈判权、普及免费教育、加强环境保护的政党，怎么看都是左翼。但经济、民生的左不能说明他的最终属性，社民连在政治上的政见比泛民中的任何一个党都要极端——考虑到网站生存安全，恕我不能详细例举，有意者可登陆社民连网站查询其组织宣言——在明显的社会不公的现实下，寻常的所有抗议管道都被封堵，温和表达反对意见被政府视为懦弱的表现，置之不理。

由于北京连续释放有利于香港经济发展的鼓励性措施，加上曾荫权本就出身于公务员队伍，比起老董根本叫不动公务员的尴尬有着天壤之别，外部的民建联和自由党一定程度把商界和社会名流收入囊中。同时，当全国人大常委会把普选时间表订在了2017年和2020年，泛民手中的普选牌顿时失去了号召力。可香港社会依然存在着为数不少的反共、反政府的情绪需要发泄，那么社民连应运而生、趁势而起就不足为怪了。

港人的“中国观”很特殊

2008年6月17日，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按惯例发布每半年一次的《香港市民自我身份认同》的统计报告。经数据分析，人们普遍发现，即便是在四川大地震后，港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认同依然处于低位，反之，“亚洲人”、“中华民族一份子”、“中国人”等模糊的泛民族身份认同名列前茅。香港不是台湾，所谓的香港独立连最西化的民主派都懒得理会，更遑论香港市民对中港一体化的认知以及CEPA等特殊经济安排产生的共生关系，使港独比台独更天方夜谭。然而，香港人对国家的热爱却与对中共的认同呈现两极化，其中原因不便细说，但大体与上世纪的一场政治风波息息相关。

无论是特首选举的那八百人“大圈子”，还是立法会选举功能界别的“小圈子”都是不容于香港主流民意的暂时之举，但北京和港府本末倒置地将其合理化为稳定香港的基石，甚至还有把政治改革方案建立在保持爱国爱港力量不被分散的基础上推动双普选的“阳谋”，这一切都看在香港人眼中，他们不说是因为说了也没用，正如议员选举，投了票还是改变不了保皇党大行其道的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香港人对政治的冷感和沉默也是拜北京特殊的香港政策所赐。

社民连的极右体现的是港人对现状的无力感，他的快速崛起更是不分阶层的香港人对中央用经济诱饵笼络人心，却全面收紧政治底线，加快统战脚步的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消极抵抗。从习近平访港引出的一句话口水风波到立法会自由党、公民党等中道政党的沦落，都是民意步入激进、叛逆期的结果。

说了那么多，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香港已是中国的香港，一国两制既然是中国独创的，那他本身早就具备了“中国特色”，中国近现代史上曾经位列反革命排行榜榜首的右派下场不需要我赘述。如今对号入座到黄毓民、梁国雄、陈伟业，他们和社民连的反共、反政府底色，在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光谱中，极右的定位，哪里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