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2008年11月24日《纵横周刊》

随着香港立法会以压倒性优势通过雷曼特权法之后，曾荫权主导下的特区政府，频频遭遇立法会议员的挑战，尤其在当下经济景气持续恶化的大背景中，弱势政府已经到了动辄得咎的地步。

台湾马英九政府宣布发行消费券，以扩大内需，刺激消费。香港近日也有风声，零售业界蠢蠢欲动。而自立法会选举后爆发内讧退党的前自由党成员梁刘柔芬和代表批发、零售行业的功能界别自由党籍议员方刚联手，试图推动港府比照台湾，发行消费券。但等来的结果出乎意料，舆论抨击声浪逐渐加大，指责零售界商家“自私”的言论也一并涌现。

当然，目前仍在外访的曾荫权本人尚未正式表态，但由此事背后的政治操作迹象也颇耐人寻味，嗅觉灵敏的媒体更是创造性地发明了“3L”组合来形容政局的最新发展态势。所谓3L，指的是退出自由党的三名立法会议员林健锋、梁君彦、梁刘柔芬这三个L字头组合。

这个组合的出现，对遭受雷曼事件及外佣税双重打击的特区政府来说，可谓雪中送炭般的重要，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亲政府政党开始有选择性支持政府以后，立法会生态微妙变化的真空地带。3L组合真正的作用是拉拢、聚合个别游离的独立议员，在关键时候成为支持曾荫权的枢纽，也是在传统亲政府政党游离后的备胎。但是，由3L组合都是功能界别议员这一点，足以发现，越是直选议员，越是需要与政府保持安全距离，这样的趋势未来只是继续加强，不会减弱。

另一方面，立法会选举已过去多时，按照惯例，自港英到董建华时代，立法会选后，特首基于政治生态的变化，适当改组行政会议。但从最近的形势看来，曾荫权显然没有调整行政会议的打算，尤其是成立了经济机遇委员会后，连行政会议继续存在的意义都有人质疑了。

据香港《信报》披露的消息说，煲呔提出的改组名单，还需要北京同意，直到目前为止，中央政府都未曾回覆港府，人事调整是否可以进行。其实，按照《基本法》规定，行政会议属于特首的智囊团，重大决策，即便大多数成员都反对，也无法左右特首的决定，不过，一份不经中央点头的名单，是很难开展工作的。

原本借由自由党副主席周梁淑怡败选辞职；前政务司长许仕仁有意退休；曾钰成转任立法会主席后，三个空位的新陈代谢能使行政会议有一番新作用，但迄今为止，除了民建联推举的刘江华接替曾钰成的位子外，外传泛民也有人被煲呔相中，所以问题就复杂了。

曾荫权其实很希望拉拢泛民主派议员进入行政会议，鉴于特区政府的民意认受性先天缺失，所以经由行政会议延揽一些通过地区直选晋身立法会的议员，比较能帮助曾班子扩大民意基础，便于有效施政，但，这并不是北京所乐见的进展。

于是，一个弱势政府必须承受着行政系统叠床架屋的负担，立法会里又是波涛汹涌，在这个风雨飘摇的特殊时期，人们对曾荫权是否还能“做好呢份工”的疑虑越来越深。

香港立法会昨晚经过了马拉松辩论，最终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对雷曼迷你债券引发香港金融衍生产品涉嫌欺诈消费者之事件，行使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 ，强制要求政府财金高官及涉及销售雷曼产品的本地银行到立法会接受议员聆讯。不过我要先从与闾丘露薇观点接近的香港《信报》社论争议事件说起。（《信报》乃香港优质财经专业报纸的先驱。）

一、行政、立法再较量 港府权威输到底

十月，曾荫权在施政报告引出的生果金（敬老津贴）风波，其中决策的出尔反尔、前后矛盾已经赔上了特区政府的颜面，不料近日的形势令弱势政府再遭重大打击，争吵了2个多月的雷曼事件是一例，连带外佣税减免牵扯出立法会议员提案涉嫌抵触《基本法》，恐怕会惹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而且和礼宾府（煲呔办公室）对抗的还是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这下子，立法会和曾班子是彻底卯上了。习近平副主席当初期许的和谐，非但没有降临香江，反倒在金融危机下，使得立法会与政府的关系雪上加霜。

光棍节那天的香港《信报》播发社论，题为《运用特权条例理据何在？》，全文历数特权条例一旦通过，将会使香港银行业的商业机密与政府的机密不保，因为这个特权可以令立法会独立调查委员会获得法庭一般的权威，港府从一开始就持抵触情绪，特区高官频频喊话，呼吁议员要以大局为重，不要作出危害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傻事”。

诚如闾丘昨晚所言，曾班子原来期待本港最大的亲政府政党——民建联投下反对票，挫败以泛民主派和独立议员为攻守联盟的“主战派”，为政府充当缓冲器，但光棍节那晚数百位雷曼苦主包围民建联总部，甚至下跪，变相逼迫仍需考虑直选问题的民建联高层犹豫不决，最终这个保皇党选择了不忤逆民意，顺水推舟。

但是民建联的退守令香港东亚银行主席、功能界别金融界议员李国宝连日来的游说，宣告失败。而《信报》在该篇社论中也认为：“立法会运用权力及特权条例追查雷曼事件对苦主的帮助不大，而为何要运用条例的目的也并不明确，一旦动用条例展开聆讯，整个程序将会冗长不堪，苦主可以获得赔偿的时机只会一拖再拖，立法会希望藉聆讯达到什么目的却含糊不清，衡量得失，我们认为立法会不应该轻率动用权力及特权条例。”

据此针对《信报》社论的公正性及辨析事态的立场出现了大范围的质疑，有人肯定奇怪，这种论调文汇、大公没少写，干嘛偏偏指责《信报》？这就要归功于信报创办人林行止先生在报界的威望与人格魅力了，因为在他和他夫人骆友梅的悉心呵护下，《信报》成长为了香港屈指可数的政经权威媒体，林行止先生不畏权贵、秉笔直书的个性也逐渐变成了《信报》的无形资产。

于是，坊间认为《信报》社论执笔人是否真的知道雷曼迷你债券的问题核心？抑或者故意混淆视听、强词夺理？平心而论，无论是《信报》社论提醒社会要注重处理效率与保护香港金融业的地位，还是闾丘所说的“会吵的孩子有奶喝”，都是希望社会勿走极端，政党与政客不要只向选票看齐，还应该思考如此行为会给香港带来什么样的后遗症。

好了，回到雷曼事件启动立法会特权调查的核心，到底政府、银行、议员、苦主在争什么，为什么一个金融海啸投资失败，血本无归的案例会招致社会如此动荡，人心这般浮躁，局面那么诡异？

二、政府软骨 银行钻营 议员炒作 苦主偏激

今天的《明报》上有一则张学友的新闻，读来颇为有趣，报道说原本只会做定期存款的张学友，受不住银行职员的游说，投资了雷曼产品，结果损失惨重，输掉了一半投资。与他同病相怜的还有曾志伟，据说输的比张学友还要惨。从闾丘的描述中，我们的印象会是，因为雷曼倒了，欠债的不见了，所以苦主们就要吵要闹，而另一些在海啸中也损失惨重的人，由于没发生倒闭的问题，所以也吵不起来。然，实情真的如此么？

张学友的经历是此次大多数雷曼苦主选择走向街头、包围政党、诉求议员的最主要原因。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雷曼迷你债券是什么东西，而银行的销售人员只片面宣传产品的惊人获利、高额回报等等，巧舌如簧的程度连保险业务员都自叹弗如。据目前已知的资料显示，雷曼当初与销售银行达成的回佣比例是非常诱人的，甚至不排除银行从中赚取暴利的可能性。那么在利益驱使下，银行推动前方销售人员招揽客户，也是合情合理的。而雷曼债券本身复杂、艰涩的投资结构是普通人很难看得懂的。

正因为投资产品过于生涩、专业，所以才需要政府金融部门严格监管，以防不法商人借机坑骗市民。但是雷曼事件从一开始就暴露了政府监管不当，金管局、证监会、财政司个个失职，导致港人如今听到金融衍生产品就唯恐避之不及。香港金融中心的招牌所以会蒙尘，政府实乃最大的祸首。

所以《信报》社论会招到非议，根本原因就是他依然呼吁苦主要相信政府，勿使民粹政客借机生事，进而扰乱苦主与银行的谈判，令问题更难处理。但现在的局面是，苦主根本不相信政府，在他们眼里，政府高官都是老爷，且与银行家眉来眼去、关系暧昧，这种事前不管、事后乱管的官僚岂会帮平民百姓伸冤？

当然银行方面已发现，一些过往信用记录本来就差劲的“老油条”也想趁着雷曼事件来浑水摸鱼，利用多数苦主急迫的心理，向银行狮子大开口，找机会敲竹杠。但这不能作为污名化雷曼苦主的理由，毕竟这数以万计的人中，大多数都是受到银行推销员的误导，甚至欺骗后，作出的错误投资决定。所以在四方博弈的棋局中，苦主属于绝对弱势群体，而直选议员又是唯一能够代表他们在立法会讨回公道的力量，所以即便保皇如民建联都不敢“顶风作案”，在这种时候去帮政府的忙。除非他们想在日后的选举中，拱手送票给反对派。

所以，基于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我不同意闾丘的政党与政客都被民意绑架这一看法，尤其是“民意虽然有的时候是大多数，但是大多数并不代表正确”，此话本身正确，但不适用于雷曼事件上，更不能将其作为解读苦主包围民建联总部，改变该党投票倾向的依据。毕竟政府疏于监管致使体制性漏洞长期得不到修补，并直接危害公权力的信用在先，才有之后苦主找上立法会议员，用耗时漫长的方式讨回血汗钱，这里的因果关系不容颠倒。苦主不是毫无过错，但把责任全部推倒苦主身上，忽略事件背后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规律，也是欠妥的。

香港要稳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必须承受金融海啸带来的阵痛，由此才能发现这个中心的地基是否已经夯实，基础是否牢固，没有这样的试炼与磨砺，香港的金融业怎么能与纽约、伦敦比肩，并超越他们？

一、

昨天，新一届香港立法会总共60名议员宣誓就职，正当大部分议员都西装笔挺隆重与会之际，社民连三个“行事大胆者”身着便服，在宣誓的誓词中“加佐料”，惹得今天的左派报纸纷纷以“博出位”来讥讽“反对派”就知道作秀。不过黄毓民、梁国雄、陈伟业的宣誓画面还是挺值得一看的。

早前，有媒体得到消息说，社民连“三壮男”将在宣誓时搞出点名堂，特别提点记者，他们会有不同寻常的宣誓方法，比如：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祸国”香港特别“神经区”立法会议员，定当“嗡护”《中华人民“共祸国”香港特别“神经区”“鸡笨法”》，效忠中华人民“共祸国”香港特别“神经区”……

但最后包括黄毓民、梁国雄在内的三壮男都没选择用港式普通话来“制造笑料”，而是用“语言分割术”来表达政治理念，所以最终版本变成了这样：本人谨以至诚，据实声明及确认，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定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对向来把“党”和“国”分得非常清楚的社民连来说，只是小意思。

听我说可能很乏味，那就看视频吧：（点这里）

二、

昨天在网上流传着一封贺信，内容是——曾钰成同志：热烈祝贺您当选香港特区第三届立法会主席。这是我党在香港战线取得的重大胜利，体现了党要管议会的精神。希望你尽快在立法会成立党组，发挥核心作用，为建设和谐立法会而努力。落款是：中共香港工委。乍看之下或许会很蒙，但仔细咀嚼后，味道就出来了。

新一届立法会因为范徐丽泰接替曾宪梓升任全国人大常委，平素比较低调的立法会主席一职突然变得醒目起来了。早在香港回归时，范徐丽泰作为爱国爱港阵营中的急先锋，对抗港英当局的英勇精神，令港人印象极其深刻，范太甚至留下了“香港江青”的恶名。但多年以来，她在任立法会主席的所作所为赢得了不分建制、泛民各党派的由衷称赞和敬佩，树立了爱国左派也能秉持中立、公正、客观立场主持香港立法机构的模范。同时，由范徐丽泰首创立法会主席不参与任何党团活动，放弃投票、议政权力的先河。所以说，范徐丽泰为最大限度保持主席的超然独立，放弃了一个地区直选议员应该享有的权力，并违反人性地压抑了公民议政权，对重大争议坚决不表态。

正因为前任范徐丽泰建立的榜样力量，使后继者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这次新当选立法会主席的民建联前主席曾钰成最初坚持不肯比照范太的“规矩”，但在立法会同仁的压力下，还是作出让步。但只是退出民建联的党团运作，仍然拒绝退党。

有一段时间香港官场被戏称为“曾家天下”，因为时任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特首曾荫权、财政司长曾俊华、民政事务局长曾德成，都姓曾，如今虽说曾庆红退休了，但立法会又多了位“曾主席”，曾姓的光芒普照香江大地，所言确实不假。而且，曾钰成的弟弟曾德成是中共党员，这在香港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曾德成不仅与北京关系亲密，还是香港《大公报》前总编辑，第七至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此乃绝对标准的“爱国爱港”派。所以因为有中共党员的弟弟，也就难怪立法会其余议员会多一句嘴，关心一下主席大人是不是也和弟弟“志趣相投”了？

曾钰成会当选立法会主席，这是立法会内部政治生态决定的，换句话说，不管是谁选主席，只要获得建制派支持就不会落选。泛民主派能做的也就是派一个陪衬，防止建制派候选人因没有对手自动当选。不过即便早就预知结果，泛民议员还是不愿放过机会拷问曾钰成，特别是此公是否具有民建联和中共的双重党籍，这个答案对普遍“恐共”的香港人是很有吸引力的。

曾钰成在接受质询时自己也说：“过去多次被问及这问题时都不会回答，因为港人对共产党仍然持负面的看法。共产党在我看来並不衰，但因为历史原因，在港左派等于亲中，同內地关系密切的人等于土共，亦被视为与主流社会脱节……这是不公道。”也许就是这种弯弯绕的扭捏作态，连是非题都答不出来，曾钰成的党籍变成了一道雾里看花的谜团。

三、

梁文道在今天的香港《明报》有一篇题为《满街孙子，但是找不到阿爷》的专栏文章，写的就是这事。梁文道连续问了N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不只是当今中国的执政党，还是世界第一大政党。堂堂正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为什么搞到要在国土上藏头露脸的地步呢？曾先生这番话几近间接承认了他的党员身分，但他为什么不理直气壮地告诉大家他的理念、他的信仰。这里不是“白区”，更不再是英国殖民地，为什么共产党还一直处于地下党的状态呢？什么叫做“所谓共产党”？什么叫做“负面看法”？难道党员不应该努力为自己所属的政党正名？为它洗刷大家的误解吗？

这所有问题的症结还是在北京，甚至爱国左派遭受冷落，中共在港党组织委曲求全于早年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如今的中联办）内暗无天日都是北京高层的“圣旨”。董建华任内，当时随着特区政府的敌我意识高度紧绷、统战手段趋于强硬，正统的左派被指责为“祸害香港的总根子”，港人对左派权贵的印象几乎到了“青面獠牙”的地步，连与内地关系不错的商界都对左派“敬而远之”，并持续向中央领导人反映左派在香港的不得人心。最终北京高层考虑到市民感受与外资情绪，在维护“一国两制”的伟大目标下勒令左派要“讲政治、识大体”，于是，他们不仅与三司十二局绝缘，就连行政会议也不得其门而入。但曾德成却是极为特殊的一个正统左派，他倒是可以留下继续为香港“奉献”，只是他的地位远远够不到决策层就是了。

平心而论，在爱国左派阵营中的确是有政治投机分子，自然没少干让香港人犯恶心的“蠢事”，但绝大多数左派都是学有所长、能力出众的谦谦君子，他们在港英殖民年代受尽当局排挤、社会冷眼、民间嘲讽，左派为党作出的牺牲和奉献远较一般爱国人士要多。眼看着香港终于回归了，以为熬到头了，但长期以来社会形象不佳、行事作风争议巨大，令中央为权宜之计拉拢“忽然爱国”派。左派即便在回归后的香港还是一群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人。

正因为心酸的历史与现实政治的考虑令中联办越来越神秘、共产党越来越隐形，以至于香港满街一堆孙子，人人都把“阿爷”挂在嘴上，却就是找不出一个“正牌货”。中共在港党组织的刻意低调既是这个党明白港人对中共的主流看法的一种反射，也是防止反对势力借此诋毁“一国两制”，用心可谓良苦。曾钰成的“难以启齿”或许是有自知之明，但在凡事讲究透明的香港，涌现出一大把“同阿爷好熟”的伪共产党员招摇过市，到底对香港是好是坏，大概只有老天知道了。

本文刊于2008年9月15日《纵横周刊》

随着立法会选举尘埃落定，讨论香港政治板块移动及政党势力消长的评论日渐增加，而其中同属商界的自由党、公民党两大“富贵党”的前途格外诡谲，并且也因为两党各占建制、泛民的半壁江山，他们的沉浮自然牵动各方人马的布局。

在特殊的选举制度下，自由党即便在直选区全军覆没，仍能靠着功能界别的七席稳坐立法会第三大党，公民党虽然被社民连狙击得手，但好歹也算是惨胜。不过，经此一役，商界会否对普选心生恐惧并附和港府低度民主路线的趋势倒值得留意。自由党和公民党能代表商界不假，但他们不等于商界，加上长期以来自由党的“老板党”形象深入人心，靠近大财团的痕迹实在太过明显。另一边的公民党也不遑多让，该党和自由党的通病都是自诩精英，要关注全香港的“大事”，对街坊小区内的“琐事”没什么兴趣，结果选民用选票教训了这两个富贵自大到目无人民的政党。

自由党一败涂地当然有迹可循，从投票日当天田北俊自恃知名度高还为弟弟田北辰的票数中联办“热线沟通”，偏偏对自己能够当选信心满满。这个细节已经足以说明很多问题，自由党长期偏袒商界（特别是大企业），在梁展文风波骤起的香港社会，贫富差距本来就有扩大之势，自由党不思进取，与民意背道而驰，且与北京方面的“眉来眼去”为自己被选民帖上“保皇党”的标签提供了充足的依据。

公民党看准民主党内讧及李柱铭不再连任的形势，本欲一举取而代之成为泛民新共主，然而最终在党主席余若薇与曾参与特首选举的梁家杰都危险过关的现实下，光靠媒体吹出来的光环效应没有转化为选票是不争的事实。泛民各党中在基层组织结构上最下功夫的民主党，即便在内讧频仍的慢热状态下依然能保住立法会第二大党的地位，靠的就是公民党不屑一顾的基层党组织和地区人脉网。

港人对富贵党的惩罚不是对商界的排挤与抗拒，这点必须明确。代表商界的政党本身的问题不能由商界来承担，当普选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时候，商界若因富贵党的败选就对普选目标产生动摇，无疑是自绝于香港。此次选举，选民用选票警告富贵党，是时候转型了，商界的涵盖面极为广泛，大企业本身有的是能力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同属商界的中小企业，在世道艰难的今日，有谁为他们发声？

立法会不是不需要商界的代表，而是不要只为富人代言的党。比较有趣的是，人家是两肋插刀，民建联和自由党却是插朋友两刀，就在本周六一个电台节目中，民建联主席谭耀宗明里暗里地拿当年被吞并的“港进联”说事，暗示自由党若撑不到普选那日，可以考虑和民建联合并，奚落意味不言自明。

第四届香港立法会开票结果，虽未打破建制派与泛民主派的基本格局，甚至还有“保皇党”民建联一党独大的忧虑，但在自由党直选议席全军覆没，党主席田北俊与副主席周梁淑怡双双辞职后，亲北京左派阵营和泛民主派间的对垒有民建联VS民主党的两党制迹象，至于同属泛民阵营中的公民党与社民连则是冤家路窄，陈方安生加持公民党的光环，最终还是败在“极端反共”的社民连脚下。

一、自由党突暴毙 阿爷港人同发功

在8日清晨开票结果还未开出，田北俊就大致知道自己落选了，但待8点过后，让自由党瞠目结舌的事实是所有此次参加直选区竞争的党员全部中箭落马，连身为曾荫权政府行政会议成员的周梁淑怡都遭选民排斥。如此不堪的结果令这个代表香港工商界的建制派政党颜面尽失，若不是靠着立法会选举规则功能界别中的7个席次，自由党很有可能被“灭顶”。

正所谓“无欲则刚”，北京（香港人戏称“阿爷”）笼络建制派的招数不少，其中商人最好打发，毕竟生意不分地域，对这些“有欲有求”的资本家，你就是想不“爱港爱国”都难。商人会投机，田北俊和他所属的自由党也不例外，2003年董建华强推“基本法二十三条”引发香江高度对立、社会动荡加剧之际，田北俊带着自由党高干紧急上京，面见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辉，得知中南海并无下旨命令董建华非通过“二十三条”不可，田北俊回港后迅速和民建联划出“楚河汉界”，高举反“二十三条”的大旗与泛民共同抵制董建华。2004年立法会选举，大量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投桃报李”把田北俊送进了立法会，反而是民建联因毫无保留地力挺董建华，遭香港选民严厉惩罚。

香港是个商业发达的城市，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下，照理选民不会把代表商人利益的自由党逼入绝境，但梁展文事件发酵的近因与该党长期不重视地区基层的精英心态是此番自由党翻船的最根本原因，不过选前田北俊不顾中联办的“保留意见”，硬是把自己的弟弟田北辰安排到九龙西区参选，激怒了京官，也是自由党“猝死”的病症之一。

在香港社会贫富差距越见扩大、通胀压力不减反增时，反商人的情绪折射、变异成反自由党，加上临门一脚与阿爷闹翻，田北俊的苦心瞬间付诸东流。同时，官场中人也透出风声，令外界自动联想起民建联与自由党间本就存在的嫌隙。田北俊和周梁淑怡都是香港政坛上实力派人物，而周弟弟北辰更是被哥哥呵护有加的自由党主席接班人，如今三人全部出局，曾荫权和民建联真是“做梦都会笑”。

二、泛民裂痕加剧 极右派火速上位

泛民各党中，民主党资历最深，公民党属后起之秀，社民连更是以“极端的、强烈的反共色彩”立足。原本借着民主党内讧与党员退党，试图一举登顶泛民老大的公民党，选前最后一刻惊觉连党主席余若薇都在告急下，“奉命”开拓西部的媒体人毛孟静在九龙西区以2600多票之差饮恨，而经此一役也暴露了公民党尝试取代民主党号令泛民的盲点和困境。

不过既然提到了毛孟静，顺便说说陈方安生在为她助选的过程中发生的小插曲：九龙西区的选民以穷人居多，但陈方安生天生一脸贵妇样，正巧碰上毛孟静也是个小资。陈太竟然教毛小姐拿燕窝当早餐，如果你是这个区的选民，听了作何感想？

陈方安生被人誉为“香港的良心”当然不是没道理的，但公民党此次选举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陈太一人身上，为免“太傻太天真了”。陈方安生是历经港英政府与董建华时期的两朝元老，说她位极人臣一点都不为过，在香港政治制度并无出现重大争议时，陈太的“良心光环”照射出的只有精英心态。不过说到底，公民党请陈太助威的逻辑也是迷信当年民进党靠陈水扁、国民党有马英九等明星战术的台湾经验。

再回来看民主党，被中共视为“香江头号汉奸”的李柱铭自宣布和陈太、范徐丽泰、郑经翰等人不再连任议员后，泛民吸票机的功力一样能把原来投给自己的票转移到同党的候选人身上，就冲着李柱铭在泛民中还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保皇党都不会轻易放过他。目前虽然获得了8个议员席位，居于立法会第二大党的要津，但李柱铭急流勇退并未使得民主党出现新人接班的气象，选来选去仍然是那几张老脸，老化危机与世代断层的考验正在蚕食着民主党的肌体。

当然最令阿爷和曾荫权抓狂的要算是汇聚“癲狗”黄毓民和“长毛”梁国雄的社会民主连线了，如果说主张温和民主的民主党和公民党是“反对派”的话，那社民连就是十足的“反动派”了。这个年年6月都积极参与维多利亚公园晚会的社民连，崇尚激进的反对路线，该党代表性人物无一例外都是言行大胆、举止出位的“刺头”。所以当外电得知社民连得票率和议席都大有斩获后，以“民粹抬头”来为未来的香港立法会下注脚。社民连主席黄毓民还高呼：“要为反对而反对，走入议会抗争”，令人对立法会问政品质忧虑不已。

三、政局洗牌 曾荫权如履薄冰 民主须碎步前进

在可以预期的未来，随着经济低迷、景气不佳，关乎广大市民阶层的民生、福利政策将是建制派携手泛民共同向政府发难的“合作基础”，只要不触及诸如“双普选实施方案；基本法二十三条”等争议性极大的政策变动，立法会不会发生台湾立法院般的火爆斗争场面。

但我注意到今天的《大公报》社论，较之一向采用“人民日报体”的《文汇报》社论，提出了两大疑问，这对一贯亲北京的报纸是很不容易的进步。

一个会让北京和曾荫权警铃大作的事实是：极右政党社民连5位候选人的得票数超过了15万票，比2004年还多！事后长毛梁国雄在点票中心抢了麦克风对民建联大叫道：“民建联『拥趸』不要高兴得太早，泛民在新界东赢了五席，你们的得票连我们的零头都不够！”看在保皇党眼里，他们只会谴责长毛的嚣张态度，但圈内人都明白，保皇党要不是借重功能界别的“天然优势”，哪里会是泛民的对手。别的不说，就看这次直选区的30席，泛民斩获19席，去掉几席无党派独立候选人，保皇派的战斗力可见一斑。所以，民建联这立法会第一大党的“骄傲”，说穿了还是阿爷的功劳，没有北京的先见之明与倾囊相助，爱国爱港只是一句空话。

泛民议员与保皇派议员所代表的巨大民意落差，令泛民议员对曾荫权政府“大呼小叫”的底气更足了。在香港政经形势尚且过得去的年头，极右党仍能获得大量选民的支持，对政府的意义不言而喻。这些发迹于街头抗议的“草根”，登堂入室进立法会后，曾荫权若不放下身段，妥善沟通，激进势力的反政府火焰将越发炽热，这对本就已经紧绷的行政、立法关系无疑是雪上加霜。

同时，北京也必须意识到2017年特首普选、2020年立法会普选是大势所趋，全国人大常委会既然有言在先，京官切勿误判香港民意，重蹈2003年七一大游行的覆辙。稳健、有序的碎步民主，固然会被指责成“鸟笼民主”，但过于保守或急切的民主化进程对香港都是有害无益的（参见2008年9月8日《纵横周刊》——《香港民主碎步前进》）。值此曾荫权出现了和董建华类似的“权力傲慢综合症”之时，特区政府极易刚愎自用、不可一世、与民脱节，北京涉港高层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别被特区爱国爱港派“牵着鼻子走”。

最后提一句，这次放弃投票的中产阶级马上就会吃到苦头，趋于左倾的立法会在弱势、草根的压力下，会逼曾荫权抛出更多向基层小市民利好的福利措施，当然钱都是来自纳税人的，中产自以为是的漠视议员选举，结果令民粹、劳工派大量进驻，最终出血的还是中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