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中央社在一则通稿中透露，国台办正在安排台湾记者于APEC年会中的“一项采访活动”，结合今天早些时候，北京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回答有关APEC问题，媒体高度关切“胡连会”有没有戏时，秦刚幽然地说了一句，让记者再等等，引发老记们无限联想。

直到深夜，我得到的消息是胡连会准了，胡锦涛和连战极有可能举行闭门会议，讨论的话题自然完全契合APEC主轴的经济主题，并为12月即将在上海开幕的国共经贸论坛，定下战略性的原则。

沿袭了两岸关系大幅改善的时代背景，今年的APEC年会，北京与台北之间的互动也是最近八年来最顺畅的，虽然期间大陆内部有异见，反对将台湾出访APEC的特使层次，拉高到“前副总统”级别，但最终不敌中南海领导人的意志，连战一行终于确定。

几天前，历来对规格、头衔、称谓等细枝末节关怀备至的台湾媒体发现，“Chinese Taipei”“领袖马英九总统”的照片与总统头衔出现在主办单位发布的领袖名单中，而回顾历史后，就知道这个举动的重大意义了：这是台湾参与APEC会议以来，十七年来获得的最大突破。

这当然不是偶然，但也未必就是趋势。说他不是偶然，是因为大背景下缓和的关系，促使此类不涉及主权的经济合作组织，比较能够成为北京对台表达善意的平台，而且相对而来的风险与不可控因素不大。但这也只是偶然，因为还牵涉了一个人：连战。当今的台湾，很难再找到一个能让两岸官方都信任的人，而这个人又必须有足够的声望与资历，所以连战是个很特别的人，特别到没有人能忽略他的存在。那么日后若没有了连战，这些国际场合，北京与台北要找谁好呢？这是个问题，但显然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还有一件小事也能证明连战是特殊性与偶然性高度结合的特例。众所周知，APEC年会除了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谈外，外交部长们也有非正式的会议，而根据《谅解备忘录》的刚性约束，台湾的外长向来是被主办者拒绝的“外人”，今年也一样。秘鲁同意连战出任特使，但仍然拒绝让台湾外长一起共襄盛举，可见善意的释放过程也是循序渐进的，口子开一点，让放心的人先来谈，至于其他的慢慢来。

更有趣的是，我听到的未经证实的坊间谣言说，这次APEC年会，真理部通令各大宣传衙门，报道口径以新华社通稿为准，并且要着重突出“胡连会”的“非正式”性质，足见有关部门的良苦用心。

在9日的《在和平人权声中拷问中华民国宪法权威》一文中，我把台北街头正在进行的“野草莓”学运，拉到了宪法的高度，并试图解释《集会游行法》对目前的台湾社会有着什么样的深刻影响，以及他的违宪本质。不过，随着自由广场的野草莓运动遍及全台各地，这场学运暴露的危机也越来越多，值得深思的现象也逐渐蔓延到对民主社会中核心价值再确认的严峻课题上。

一、台湾的反对党去哪了？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台湾的反对党叫民进党，并且这个政党现在是台湾最大的在野力量，但这种没有道德号召力的在野党，他的领导力持续受到挑战，如今更被“野草莓”学运打出了原形。

从学运启动伊始，以蓝绿颜色区隔他们的政客及媒体就络绎不绝，更有甚至，简单粗暴地认为只要是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人都是亲绿的。所以基于这种逻辑下的学生运动，草莓是绿色的，也变成一些蓝色群众自我安慰的一种手段。之后，在蓝绿惯性中，不谙世事的大学生一会是对抗国家暴力的斗士，一会又沦为扰乱社会秩序的罪魁祸首，更引来一票爱作秀、抢版面的名嘴前来“评头论足”，场面好不热闹。

理论上，面对国家暴力，聚集社会负面反应，并对执政者提出建言，就是反对党的责任与义务，但台湾的政治现实告诉我们，指望民进党干这种事是多么的缘木求鱼。反而因为民进党本身积极煽动暴力、拥抱民粹，使得他对抗违宪法律的正当性丧失殆尽。所以，“野草莓”的应运而生，是被这堆扶不上墙的烂泥党给逼出来的。民进党无法告诉人们，他的价值观在哪里？贪腐和清廉，他支持什么？暴力和理性，他坚信哪个？

正因为反对党的社会影响力严重退化，当多元社会再也找不到一个足以代表各个社会阶层对现政权的不满，这才有一群学生肩负起与他们的阅历、经验不相称的重责大任。因为人民有愤怒，需要发泄，并且也希望尝试用其他手段，去改变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蓝绿两个党沉浸在选举游戏中不可自拔，可他们都有着不愿面对的真相：为什么近年来，中间选民会越来越多？特别是在民进党政权弊案连环爆发之后，越来越多对民进党失望的人民并没有选择投靠国民党，反倒对各种选举冷漠以对，进而放弃公民投票权？国民党不曾深思过，民进党就更无暇想这种遥远的事情。不可否认的是，政府公权力的日益凋零，加上人民对政客的极度不信任，导致蓝绿两党的内部危机越发严重，但囿于自我纠错能力的妥协性，等他们自己改正错误是比与虎谋皮更荒唐的事情。

今年总统大选前，台湾的流行语是：一党独大，但当时的人没几个会真的相信一党独大的含义就等于20年前戒严时期的那样。因为政府运作规律变了，民主与法治也深植人心，并且重要的是反对党能够合法并有力的监督政府。有这么多的基本要素，所谓的一党独大，纯属瞎操心。然而，以520后至今的形势看来，国会的一党独大，几近国民党垄断立法权的地步，而民进党更是步调紊乱，除了焦土性杯葛，再无办法发挥代议制民主的优势。

台湾人面对的现实是，执政党超级自恋，并极端无能；反对党连基本伦理价值都搞不清楚，还谈什么反对？当朝野力量的天平失去平衡，这个社会的运行机制发生问题也就是指日可待的了。这群学生，背负着“草莓族”的嘲笑，但毅然走出了令师长们惊诧的一步，这是个特殊的时期，台湾不再有反对党的日子，人民只能自力救济，凡事靠自己。很悲怆，却也是公民社会步入成熟期的重要标志。

二、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彻底破产

随着反对党被学生运动取而代之的，还有主流媒体的公信力。这场“野草莓”学运的本质已经跨越了地域限制，学生们发挥出了前人根本比不了的科技优势，引入网络的力量。但这样的模式必定会挑战主流媒体在传播资讯时的霸主地位，而后续的事态发展显然也揭示了台湾媒体全面堕落的结论是如何的精准。

诚如上阙所言，学生运动的初始阶段就面临着媒体的严厉检视，当然更不缺乏素来蓝绿立场坚定的媒体，各自取材，选择性报道符合本媒体价值观的新闻。于是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主流报纸的大记者胡乱臆测，并揣度学生们静坐的政治动机，然后加以上纲上线进行批判。比文字记者所在的平面媒体更滑稽的是电视台，当行政院秘书长薛香川被学生问到：“你是不是人？”时，电子媒体迅速铁口直断学生侮辱大官，结果在youtube上看到完整版对话后，媒体记者的弱智会令人发笑。

这是为什么呢？民主化后，媒体民营化的趋势在台湾被誉为新闻自由的骄傲之一，政府不再能控制资讯的流通与传播，媒体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台湾媒体的集体堕落与倒退也是惊人的，商业化程度的过分操弄，逼迫各家媒体迎接挑战，加上根深蒂固的台北观点，使自诩“社会公器”的媒体们，离主流民意越来越遥远。这也能部分回答，为什么台湾媒体民意调查数据水分极高、经常失准的原因。

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媒体属性的去威权化，使得新闻禁区不复存在，但道德沦丧的速度异常惊人，或者干脆是CCAV化的沉沦，导致台湾媒体的公信完全破产。伴随着恶意造假炮制的新闻画面，媒体从文明的推手变成了愚蠢的代言人。

就在这几天，一位中国时报资深记者质问“野草莓”的十大问题，遭到网络世界blogger们的强烈声讨，在这些反驳声（不用点了，翻墙吧）中，有一句话掷地有声：“批评不是只有看看联合报或TVBS就够了，那些断章取义的主流媒体，忘了提醒你，批评还需要有事实证据的支持，以及你最欠缺的：独立思辩的能力。”

三、“孩子，生日快乐！”

第三段，我选择转载一位台湾母亲写给他孩子的一封信，从字里行间里，大家一起来品味这场备受关注的学运的意义吧。

（作者杨翠为中兴大学台湾文学所副教授）

我的儿子，在他满廿岁的那一刻，加入野草莓，以青春温柔的声音，反抗他曾亲身领受的国家暴力。

一九八八年，我在《自立晚报》「本土副刊」工作，五二○农民运动时，我怀孕三个多月，与一些媒体朋友来到城中分局前，关怀农民运动诉求，当时黄昏已过，天色沉暗，气氛诡譎。不久，镇暴部队与霹雳警察將游行队伍团团围住，以强力消防水柱镇吓、驱离大批民众，再以警棍狂打未及被驱离、仍留在场內的散落民众，并且强行扭送城中分局与台北市刑警大队，其中多数是已经走了大半天，十分疲惫的年老农民。

一个六十几岁的阿妈从我面前被两个壮汉拖走，脚下鞋子已经脱落，嘴里还哭喊著：「我的包包啊，我的包包没拿啊！」一个壮汉在我面前被打得头破血流，鲜血如注，白衬衫一片血红。我激动地质问，警察为什么打人，双手隨即被扣住，用力往城中分局里面拖拉，幸而我的记者证与在场的媒体朋友们救了我，他们才放开我的手。

情势诡譎，我被朋友劝离现场。不久我知道，入夜后静坐学生们被镇暴部队践踏而过，感到战慄，觉悟到我被放开双手其实只是时间的问题，再停留稍晚，腹中胎儿恐怕不保。

这个孩子出生在十一月十日中午十二时三十分。母子俩早已说好，如何祝贺他的廿岁生日。一一○六台北野草莓运动初发，一一○八台南野草莓、一一○九台中野草莓群起响应，一一一○新竹野草莓也诞生了，我告诉他，就近到他的学校清华大学，加入静坐行列。

他在一一一○中午十二时三十分左右，正式入坐清华大学小吃部，加入新竹野草莓的行列。时间是一个巧合，也是一个隐喻。这个孩子在母亲肚腹之中，经历了他人生首度的国家暴力，在他满廿岁的那一刻，成为反对国家暴力的野草莓，以他们青春的声音，召唤这个社会的温柔回响，共同建造一个自由与人权的国度。

我一直都想告诉他，亲爱的孩子，妈妈必须陪伴台中野草莓，所以食言了，无法到新竹去祝贺你的廿岁生日，见证你大学第一年生命轨迹。但请相信，妈妈一直都在陪伴你，见证你的成长。

在这个荒寒的时代里，你们青春的声音或许还很薄弱，或许一再被媒体隐蔽、扭曲，更不断被冷漠的社会误读，他们不了解，集会游行是弱势声音的最后通路，他们不了解，集会游行与宁静革命可以同时达成，他们不了解，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有多重要。但是，你了解，你出生在这样的家族，你的外曾祖父杨逵，你的叔公魏廷朝，都是一生奉行和平主义，却又坚定的社会运动者，他们相信，自由与人权无法守株待兔，必须以身体建造。这些，不是你的家世包袱，而是你的生命资本，因为有他们的灌注，你会得到更多加持、更多实践的能量。

青春只有一次，廿岁生日只有一次，很开心你在满廿岁那一刻，成了野草莓，你们一如野草莓的台湾俗名「刺波」，即使被视为柔弱的草莓族，却坚定地以温柔、和平、创意的运动模式，掀起一波波带刺的青春波浪，用年轻的声音，刺击台湾社会的冷漠、无知、乡愿与功利。

孩子，廿岁生日快乐，妈妈以你为荣。

本文刊于2008年11月13日《国际先驱导报》

在台北，有一座中国宫殿式建筑，它高达14层，随处可见七彩画梁、丹朱圆柱和琉璃金瓦。依傍基隆河、高耸于剑潭山之腰的它，正是海协会会长陈云林此次赴台下榻的台北圆山大饭店。

相较于101大楼的时尚现代，同样作为台北市地标的圆山大饭店，多了些许历史的厚重感。它兴建的初衷，是为了方便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接待外宾之用。

从1952年兴建至今，圆山饭店不但历经了大陆、台湾、美国三方的关系剧变，也见证了两岸从对立到和解的历史。刚刚结束的第二次“陈江会”，又在圆山饭店签订了两岸全面“三通”的跨时代协议。这座悠然古风的饭店，再次掀开了两岸历史崭新的一页。

蒋介石亲定中国宫殿式设计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台北市，刚刚从日本殖民者手中光复不久，虽然台湾当局也费心建设了一些宾馆、酒店，但就是没有专供接待外国政要与名流的高档次场所。这对于素来讲究颜面的蒋介石夫妇来说，是个不小的刺激。于是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跑遍台北市，力图寻觅一处风水宝地。

最后蒋介石之所以会选中圆山，是由于民间传说中，此地乃台北市可遇而不可求的风水宝地。当年日本殖民者也认为此处是所谓的“龙尾穴”，并建起了神社。台湾光 复后，在神社的废墟上盖起了台湾饭店，由本地的旅行社经营。虽然台湾饭店只有36间客房、1间餐厅，建筑老旧，但环境清幽、视野开阔，深得宋美龄钟爱。蒋 氏夫妇最终拍板，催生圆山。

众所周知，宋美龄深受西方文化熏陶，也笃信基督教。一开始人们也的确设想过，圆山饭店会以西方风格作为主基 调，毕竟当时国民党当局接触的贵客都是从西方而来，让宾客有回家的感觉也是一种贴心的安排。但设计方案出炉后，蒋介石确定以中国宫殿式房舍和庭院的方案来彰显中国传统文化，间接告诉外界，圆山饭店将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国宾馆”。

蒋家王朝的威权象征

不错，打从踏进圆山饭店的牌楼，即是惊艳的开始。不仅牌楼下的百年石狮屹立不摇，饭店大厅深长宽广，气宇非凡，就连大厅天花板上象征“龙凤呈祥”的“梅花藻井”，也颇具特色。

圆山饭店高14层，有客房490间，除了一般的套房、商务套房之外，还有首相套房4间，总统套房1间，专门供台当局接待外宾使用。圆山饭店建成以来，共有近百位元首级人物入住。

但饭店有今日之规模，也并非毕其功于一役，而是经历了长达20年之久的扩建和发展。1953年筹建了游泳池和网球场，兴建会员厅，以扩大圆山俱乐部的活动场所；1956年完成了金龙厅与附属餐厅；1958年完成了翠凤厅；1963年建成了麒麟厅。此时的圆山饭店已初具规模，声名鹊起。1968年，它被美国 《财富》杂志评选为世界十大饭店之一。

圆山饭店刚动工时，人们就关注着她的第一任老板是谁。由于主创者是宋美龄，所以她身边最受宠爱的“ 孔二小姐”孔令伟就顺理成章地替姨妈“照顾饭店”。同时，这位孔祥熙之女对出任圆山饭店大掌柜，也是兴趣浓厚。当饭店初步落成开张后，基于“国宾馆”的客 观定位，与孔二小姐“皇亲国戚”的尊贵身份，使得饭店整体经营效益非常好。

1961年前后，从圆山饭店内部到台湾民间，不断风闻孔二小姐涉嫌中饱私囊，将饭店的巨额收入私下转移到其个人在美国的账户上。尽管后来蒋介石亲自介入，但还是没有改变宋美龄经由孔二小姐实质控制圆山饭店的事实。圆山饭店也因此，长期被视为蒋家王朝的威权象征。

“龙宫”目睹台美关系剧变

近观圆山饭店，建筑风格极具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饭店内的飞龙图腾，更将圆山饭店装饰得宛如“龙宫”。据悉，整个饭店上上下下，从门窗、梁柱到壁画、天花板，随处可见活灵活现的飞龙。

圆山饭店内的龙共有22万余条。其中最特别的，要数仿北京故宫“九龙壁”的九条龙。除此之外，就是金龙厅里的百年金龙。据悉，这条龙原本是设置于日本神社前 的铜龙，龙嘴会喷水，供人洗手用。时光流转，日本神社早已不复存在，只有这条铜龙留存至今。圆山饭店在扩建时特别规划，将此龙呈现在金龙厅中，并在 1987年整修时将其镀金，成为圆山一景。

当然，把圆山饭店打造成“龙宫”，还有另一层政治含义，意即中国文化中“正统”的代表。而蒋介石的“汉贼不两立”思维，也暗含其中。只是随后的圆山饭店，迎来台湾政治史上人心最漂浮的年代，也见证了台美关系的具有转折性的历史变迁，自然还包括台湾当局在联合国席位的失去。

圆山饭店最早、也是最尊贵的客人，非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莫属。1958年“八二三炮战”后两年，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盟军欧洲战区统帅的美国总统艾森豪 威尔访台，就下榻于圆山饭店。艾氏当时几乎包下饭店所有的房间，成为员工后来津津乐道的难忘往事，而圆山饭店至今仍留有艾森豪威尔总统纪念套房。

之后，曾被蒋介石奉为“国宾”的艾森豪威尔的助手、副总统尼克松也在任内访台。但令蒋介石震惊的是，一向标榜反共的尼克松，竟然在总统任内的1972年到访 北京，开启中美两国划时代的破冰行动。至此，人们视尼克松访华后的大陆、台湾、美国三方关系进入了剧烈变动期。而历史的步伐也确实朝着一个不可逆转的方向前进。

1978年12月，美国总统卡特宣布与台湾当局“断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台湾舆论哗然。但也是在卡特任内，美国国会通过了 《与台湾关系法》。卡特还于当年12月27日派遣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赴台，商讨台美双方未来关系与定位。双方会谈的地点，同样选择了圆山饭店。然而，当时 深感被美国背叛的台湾，舆论高度不满华盛顿的做法，对克里斯托弗一行采取了包围圆山饭店等激进的抗议手段，其中美国代表团的坐车遭台湾民众砸得面目全非。

值得一提的是，现任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当年也是抗议群众中的一分子。圆山饭店外，他留给人们一个清晰的举着“与虎谋皮”抗议标语的热血青年形象，以此突显台湾民众当时对美国背信弃义的愤怒。

民进党创党之地

走进圆山饭店的大堂，人显得微不足道，整个大堂的布置就像帝王上朝议事。而圆山也在早年因其地点隐秘，且会员审查严格，深得政商名流的青睐。在多数台湾人的记忆深处，提及圆山饭店，肯定会浮现出特权出入、高高在上、贵族饭店、高雅场所等特有名词。

但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圆山饭店也留下了一项载入史册的记录：民进党组党成功。1986年9月28日，谢长廷、尤清、朱高正等党外人士齐聚圆山饭店，在“可能马上被抓”的心理准备下，成立了台湾第一个反对党“民主进步党”。

据当事人多年后的回忆，当时尤清高喊“今天是组党的最好时间，错过今年、遥遥无期！”朱高正则站在椅子上，大声说：“还等什么？”众人都站起来鼓掌，新的反 对党就此成立。而“民主、进步”的党名，是谢长廷起的。据他自己回忆，组党那天他写了遗嘱，放在律师事务所，因为当天很可能“回不来了”。谢长廷出门前还 跟太太游芳枝说，如发生事情，“就当我出车祸了！”

但是令这群民进党的创始人没想到的是，9天后，10月7日下午4点，蒋经国在“总统府”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董事长葛兰姆女士时，宣布即将解除台湾地区戒严状态。而当时蒋经国的英文翻译，正是如今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

此后不久，台湾“解严”、开放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而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并将两岸关系带入新里程的蒋经国，却于1988年1月13日辞世。他的灵柩曾暂厝圆山忠烈祠，圆山饭店远眺那段历史，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见证两岸和解历程

早年的台湾坊间，曾一直有传言称圆山饭店里有一条秘密通道，可以直达“总统”官邸，但一直未能得到证实。加上圆山饭店门禁森严，只有少数达官贵人可以出入，普通民众无缘接近，因此它始终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不过，1995年的一场火灾，反让外人有了一窥圆山内幕的机会。当时，由于工人施工操作不当，圆山饭店起火，因为没有足够高的云梯，而高压水龙的水又浇不到发生火灾的场所，所以饭店损失惨重。大火之后，相关职能部门对圆山饭店展开了地毯式的安全检查。这一查，倒把很多年来始终停留于传说阶段的“密道”推到了阳光下。

所谓的“密道”，其实就是饭店一楼左右两侧的两条防空安全通道。这两条密道和圆山饭店的14层主楼同年完成，但一直备而不用，连 饭店内部的人都少有耳闻。而据后来人实地勘察，密道并非坊间传说般可以直通“士林官邸”，更不是蒋介石的避难指挥所。密道的真正作用只是紧急逃生避难，只不过两条密道能够容纳1万人的数字，说明了设计者的用心。

而密道的见天之日，似乎也预示了圆山自此惹上了政治纷争的尘埃。民进党上台后， 其行政团队的“经济部长”任内只做了48天后辞职，之后接任圆山饭店董事长一职。到了今年初，眼看“政权”不保，民进党当局居然想把圆山饭店“买”下来， 价格仅新台币9亿元。这种“自己买自己”的荒谬行为，一度备受社会抨击。

2008年5月20日，马英九上台，两岸关系“轻舟快行”。7月初，首批大陆游客赴台观光。圆山饭店再次见证并参与历史。作为当年蒋介石夫妇重要“御膳房”的圆山饭店，与台北市观光局合作推出“经典蒋夫人早午餐”，在迎接大陆游客首发团之际，尽显特有的历史风华。

而海协会会长陈云林赴台期间下塌圆山饭店，并与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在圆山饭店共同缔造具历史意义的台北会谈。圆山饭店不仅见证历史时刻，更凭借“陈云林”牌，再添光彩。

有没有想过，一句为“笨总统”上一堂信用交易课，竟然能令一个股市名嘴被主管机关处以封口30天的严厉惩罚。这事要放在二三十年前的台湾，谁敢骂蒋公或蒋经国“笨”，那就准备把牢底坐穿吧。但是，令人震惊的是，如今的台湾，号称极其守法的马英九政府也开始大兴文字狱了，前门自由广场的野草莓还在静坐，后院的金融管理委员会就放了一把大火，烧掉了马政府最后的一点执政尊严。

金管会拍马屁 舆论震怒

事情的起源其实很简单，大陆人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股评家或证券分析师，台湾叫股市名嘴。这不，就有一位名叫朱成志的投资顾问公司董事，是经过台湾金管会认可的执业股市名嘴，但前不久，这位朱名嘴在一本期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笨总统”上一堂信用交易课》的文章，结果触怒金管会，于是大动干戈地派人调查，最终的裁决结论是即日起停止业务执行一个月。这个处罚的意思很清楚，未来一个月，这位朱名嘴不得上电视、不准写文章，凡是名嘴享有的合法权力，朱名嘴在30天内都是被剥夺的。

这下子还得了？台湾人辛辛苦苦争来的言论自由，竟然连“笨总统”都说不得了？不论眼下这位马总统是不是真的笨，作为平民百姓依照宪法说话写字，怎么了？还记不记得，陈水扁在位的时候，军队里那一声恶心到起鸡皮疙瘩的“你是我的巧克力”，叫得阿扁大总统那是一个心花怒放啊。马屁拍到这份上，中华民国的文官们，你们死后不会愧对蒋公了。

这事原本到真的不关马英九的事，他压根不知道有人骂他，况且在他还不是总统的时候，讽刺、嘲笑、恶搞马英九的文字、图片、视频早就充斥了网络，就任总统后，照样被人骂，也没见他生过气，红过脸。反倒是底下那群九品芝麻官，谄媚、做作、逢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问题是，如今的事态已经搞大了，寒蝉效应下的“文字狱”联想令众多想批评政府或领袖的人都得三思而后行了。这种恐慌心态的蔓延，就绝对是总统分内该关心甚至插手的事情了。

台湾官场的林嘉祥歪风

大陆出了“我是交通部派来的”林嘉祥猥亵门，已经不是一个丢人能够形容的了，而是大陆官场长期糜烂、堕落，甚至是嚣张惯性的自然表露，林书记平素向来如此，面对连个屁都算不上的小老百姓，哪有尊重你的道理。

但台湾不一样，政府是人民选出来的，官僚在实践上是必须为人民服务的，否则选票会按照民主规则流到竞争对手的口袋去。大道理是这样的，但也不是没有例外。不要忘了，中华民国的体制里还有一群只看老板脸色办事的“政务官”和“文官”，这群捧着铁饭碗的公务员，可没有选举压力，为人民服务是老板的义务，不是他们这帮人的责任。所以，这群不知道竞争为何物的体制怪兽，只能随着文官制度的越发僵硬、钝化而日益沦为民愤的策源地。最终拖累并快速蚕食老板的统治地基，对高层政治人物的意志贯彻起到了扭曲、变异的扩散作用。

有这种病入膏肓的文官体制，就算马英九是蒋经国再世，也挡不住一波又一波昏官一个劲的犯浑，更何况马英九“不聪明”已经变成了华人社会的共识了。

上梁不正下梁歪 宪法权利遭践踏

马政府有史以来最大的问题就是讨好敌人，对民进党如此，对不同意见也是如此，那照此逻辑，应该不会发生警察非法闯入唱片行，名嘴遭封口这种咄咄怪事才对啊。问题是，马政府翻脸比翻书还快，一见到对手不识相，就开始动用高压手段制裁，美其名曰：敬酒不吃吃罚酒，活该！

看似很虚怀若谷的做法，其实就是霸权作风的故态复萌，马政府的讨好是毫无原则的，一个没有原则的人会被人鄙夷，政府处事无原则就更是执政党的最大忌讳之一。于是当看到自己卑躬屈膝的讨好你，但对方竟然还是一副臭脸，这个政府就开始光火了。

警察非法搜查唱片行是因为之前张铭清台南被殴，政府认为民进党和一小撮围观群众不识抬举，给脸不要脸，那就休怪政府手段太狠了。这次名嘴封口也有一个合情合理的逻辑，马政府的高官口拙已经不是秘密了，而媒体又非常乐意拿部长们失言后的窘态大做文章，于是被惹毛的政务官开始伺机“杀鸡儆猴”，并警告一切无事生非的媒体名嘴们，政务官也是人，不能因为当了官，就要被你们随便羞辱。只是这口气不像是个民主社会的官僚，反而有一个共产党人的威严。一个问号逐渐浮出水面：难道国民党已经共产化了？

最关键的问题是，在一个言责自负的法治社会中，若马英九认为朱名嘴所谓的“笨总统”言论真的诽谤到了个人名誉，大可向法院提起诉讼，用一种社会大众都能接受的方式讨回公道，以此证明“马英九不笨”。可现在的局面是，马英九本人没表示意见，金管会倒急了，“代替”总统处罚名嘴，金管会的高官们是马英九肚子的蛔虫，还是自诩人民的保护神，为广大股民审查一下股评师的政治成分？

国民党要想少点麻烦，就趁早炒了这种自以为是的政务官，别到时候又学民进党推卸责任：“拢系台独的阴谋”。人民期待的“聪明总统”需要有容人雅量，更须有识人善用的本领。

http://news.163.com/08/1114/11/4QN4J5P800012Q9L.html

“2630”，“有”，自11月12日国父诞辰日那天开始，台北土城看守所里，不再有陈水扁的名讳，反而多了一个可能让人中彩票头奖的吉祥数字。众人一如预期般等来了街头的鞭炮声，以及分不清男女老幼的笑声，只是笑得比较沉重罢了。因为他们等这一天实在等得不耐烦了，如今亲眼看着“总统被铐”，但凡依然关心台湾命运的人都不免扪心自问，他的悲剧与多数人的痛苦，究竟是谁造成的？

“总统是靠不住的，但是铐得住”，这句经典地一塌糊涂的名言，如病毒般快速地传播着。陈水扁也是个矛盾的综合体，曾经的政党轮替，实践了华人社会政权和平转移的先例，开创了体制性变革的先河，但是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与先天缺陷的官僚制度，让他和他的亲信们，快速沦为权力的奴仆。所以，阿扁虽然被铐，在兴奋之余，依然要保持头脑清醒，并持续追问：为什么台湾社会的土壤会让这种货色获得崛起的机会，并问鼎“总统”宝座？八年内，对他的种种恶行，人民几乎无言以对，却为何又无法制衡？更重要的是，下一个“阿扁”在哪里？若干年后，“总统被铐”会不会成为台湾式民主常相伴随的一个“亮点”？

显然，这些问号并不会随着阿扁被铐而得到解答。“总统被铐”、“锒铛入狱”，对向来颐指气使的高官贵妇们倒是一记当头棒喝，这种刺激不分蓝绿。有趣的是，已经有人质问众人，民进党执政了八年，台湾几乎灭顶，那么国民党执政了半个世纪，他们呢？为什么“办绿不办蓝”？难道国民党的高官们就是那么清廉？李登辉的黑金呢？国民党的党产呢？

这些问题若是放在前几年，保证又是蓝绿互喷口水的靶子，但现在气氛不同了，当天下第一贪也上了手铐，反贪顿时成了超越蓝绿的全民共识，打击赃官也变成了转型正义的重要指标。只是这种人民期望的良好趋势，会不会真的成为不法官僚的梦魇呢？很难说，但这对眼下执政能力备受考验的马英九来说，显然不是一个好信号。

马英九是清廉的，但他领导的国民党是不是清廉，可没人敢保证。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凡是历史包袱沉重的政党，他的自我纠错能力也不会令人满意，特别是当那种习惯骑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的威权小吏，摇身变成了民主斗士后，这种转变有多少是发自肺腑的拥抱民主制度，有多少完全是功利驱动的伪善呢？真是鬼才知道。

台湾的两大党，一个不会当家，一个不懂反对，政党政治到了他们手里就只剩下天天吵架，然后争抢媒体版面，对记者控诉对手的无良与缺德。于是，你们忙着哈喇，“总统府”的那位自然就为捞钱而努力奋斗，因为当时没人在乎他是不是大权独揽，更没有闲工夫去留心“国库通内裤”。有效的监督说说很容易，但民主不能反贪，这是已经被台湾经验证明的沉重教训。这是个只顾选票，不看制度的社会，配套措施对一心只求民主万岁的人们是多余的鸡肋，扔了怕人骂，吃在嘴里也如同嚼蜡。

于是，不意外地出现了一个民选的“大总统”，他的绝对权力媲美皇权，一度使得选他上台的人民拿他没有办法。但现在的真理是，权力没有绝对的，犯了罪，赖给全世界都阻挡不了阶下囚的命运。因为你的权力归根结底还是人民给的。

这堂名为“陈水扁”的课，巧合地选在孙中山的诞辰日出现了，应该高兴的是，孙中山当初没有实现的梦，正在当下的台湾一个又一个的变成现实，只是这样的现实也仅止于台湾。

香港立法会昨晚经过了马拉松辩论，最终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对雷曼迷你债券引发香港金融衍生产品涉嫌欺诈消费者之事件，行使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 ，强制要求政府财金高官及涉及销售雷曼产品的本地银行到立法会接受议员聆讯。不过我要先从与闾丘露薇观点接近的香港《信报》社论争议事件说起。（《信报》乃香港优质财经专业报纸的先驱。）

一、行政、立法再较量 港府权威输到底

十月，曾荫权在施政报告引出的生果金（敬老津贴）风波，其中决策的出尔反尔、前后矛盾已经赔上了特区政府的颜面，不料近日的形势令弱势政府再遭重大打击，争吵了2个多月的雷曼事件是一例，连带外佣税减免牵扯出立法会议员提案涉嫌抵触《基本法》，恐怕会惹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而且和礼宾府（煲呔办公室）对抗的还是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这下子，立法会和曾班子是彻底卯上了。习近平副主席当初期许的和谐，非但没有降临香江，反倒在金融危机下，使得立法会与政府的关系雪上加霜。

光棍节那天的香港《信报》播发社论，题为《运用特权条例理据何在？》，全文历数特权条例一旦通过，将会使香港银行业的商业机密与政府的机密不保，因为这个特权可以令立法会独立调查委员会获得法庭一般的权威，港府从一开始就持抵触情绪，特区高官频频喊话，呼吁议员要以大局为重，不要作出危害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傻事”。

诚如闾丘昨晚所言，曾班子原来期待本港最大的亲政府政党——民建联投下反对票，挫败以泛民主派和独立议员为攻守联盟的“主战派”，为政府充当缓冲器，但光棍节那晚数百位雷曼苦主包围民建联总部，甚至下跪，变相逼迫仍需考虑直选问题的民建联高层犹豫不决，最终这个保皇党选择了不忤逆民意，顺水推舟。

但是民建联的退守令香港东亚银行主席、功能界别金融界议员李国宝连日来的游说，宣告失败。而《信报》在该篇社论中也认为：“立法会运用权力及特权条例追查雷曼事件对苦主的帮助不大，而为何要运用条例的目的也并不明确，一旦动用条例展开聆讯，整个程序将会冗长不堪，苦主可以获得赔偿的时机只会一拖再拖，立法会希望藉聆讯达到什么目的却含糊不清，衡量得失，我们认为立法会不应该轻率动用权力及特权条例。”

据此针对《信报》社论的公正性及辨析事态的立场出现了大范围的质疑，有人肯定奇怪，这种论调文汇、大公没少写，干嘛偏偏指责《信报》？这就要归功于信报创办人林行止先生在报界的威望与人格魅力了，因为在他和他夫人骆友梅的悉心呵护下，《信报》成长为了香港屈指可数的政经权威媒体，林行止先生不畏权贵、秉笔直书的个性也逐渐变成了《信报》的无形资产。

于是，坊间认为《信报》社论执笔人是否真的知道雷曼迷你债券的问题核心？抑或者故意混淆视听、强词夺理？平心而论，无论是《信报》社论提醒社会要注重处理效率与保护香港金融业的地位，还是闾丘所说的“会吵的孩子有奶喝”，都是希望社会勿走极端，政党与政客不要只向选票看齐，还应该思考如此行为会给香港带来什么样的后遗症。

好了，回到雷曼事件启动立法会特权调查的核心，到底政府、银行、议员、苦主在争什么，为什么一个金融海啸投资失败，血本无归的案例会招致社会如此动荡，人心这般浮躁，局面那么诡异？

二、政府软骨 银行钻营 议员炒作 苦主偏激

今天的《明报》上有一则张学友的新闻，读来颇为有趣，报道说原本只会做定期存款的张学友，受不住银行职员的游说，投资了雷曼产品，结果损失惨重，输掉了一半投资。与他同病相怜的还有曾志伟，据说输的比张学友还要惨。从闾丘的描述中，我们的印象会是，因为雷曼倒了，欠债的不见了，所以苦主们就要吵要闹，而另一些在海啸中也损失惨重的人，由于没发生倒闭的问题，所以也吵不起来。然，实情真的如此么？

张学友的经历是此次大多数雷曼苦主选择走向街头、包围政党、诉求议员的最主要原因。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雷曼迷你债券是什么东西，而银行的销售人员只片面宣传产品的惊人获利、高额回报等等，巧舌如簧的程度连保险业务员都自叹弗如。据目前已知的资料显示，雷曼当初与销售银行达成的回佣比例是非常诱人的，甚至不排除银行从中赚取暴利的可能性。那么在利益驱使下，银行推动前方销售人员招揽客户，也是合情合理的。而雷曼债券本身复杂、艰涩的投资结构是普通人很难看得懂的。

正因为投资产品过于生涩、专业，所以才需要政府金融部门严格监管，以防不法商人借机坑骗市民。但是雷曼事件从一开始就暴露了政府监管不当，金管局、证监会、财政司个个失职，导致港人如今听到金融衍生产品就唯恐避之不及。香港金融中心的招牌所以会蒙尘，政府实乃最大的祸首。

所以《信报》社论会招到非议，根本原因就是他依然呼吁苦主要相信政府，勿使民粹政客借机生事，进而扰乱苦主与银行的谈判，令问题更难处理。但现在的局面是，苦主根本不相信政府，在他们眼里，政府高官都是老爷，且与银行家眉来眼去、关系暧昧，这种事前不管、事后乱管的官僚岂会帮平民百姓伸冤？

当然银行方面已发现，一些过往信用记录本来就差劲的“老油条”也想趁着雷曼事件来浑水摸鱼，利用多数苦主急迫的心理，向银行狮子大开口，找机会敲竹杠。但这不能作为污名化雷曼苦主的理由，毕竟这数以万计的人中，大多数都是受到银行推销员的误导，甚至欺骗后，作出的错误投资决定。所以在四方博弈的棋局中，苦主属于绝对弱势群体，而直选议员又是唯一能够代表他们在立法会讨回公道的力量，所以即便保皇如民建联都不敢“顶风作案”，在这种时候去帮政府的忙。除非他们想在日后的选举中，拱手送票给反对派。

所以，基于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我不同意闾丘的政党与政客都被民意绑架这一看法，尤其是“民意虽然有的时候是大多数，但是大多数并不代表正确”，此话本身正确，但不适用于雷曼事件上，更不能将其作为解读苦主包围民建联总部，改变该党投票倾向的依据。毕竟政府疏于监管致使体制性漏洞长期得不到修补，并直接危害公权力的信用在先，才有之后苦主找上立法会议员，用耗时漫长的方式讨回血汗钱，这里的因果关系不容颠倒。苦主不是毫无过错，但把责任全部推倒苦主身上，忽略事件背后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规律，也是欠妥的。

香港要稳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必须承受金融海啸带来的阵痛，由此才能发现这个中心的地基是否已经夯实，基础是否牢固，没有这样的试炼与磨砺，香港的金融业怎么能与纽约、伦敦比肩，并超越他们？

所谓「马英九神话」，指的是马英九过去赖以成长的各种元素所堆砌而出的人们对他的想像：他形象清新体面，不同于那些年龄太大的党政官僚；他清廉节省与黑金 大概沾不上边；他也擅于透过媒体表达那种与都市中产阶级相同的价值取向。这些想像使他成为为国民党当政时人们对国民党不满意下的最好出路，于是他遂能在国 民党内迅速窜升；而到了民进党执政后，对比于恶形恶状的陈水扁，他的形象资本更加速累积，遂得以超高票当选。

但所有的神话形成都是过程，当神话达到高峰，这时候神话已高过使它形成的环境，它就必须靠自己来证明被人奉为神话是值得的。易言之，诸如能力、担当、胆 识、决断这些新的元素就开始变得重要。特别是对像台湾这种严重分歧，甚至敌对的社会，这些新的元素就格外必须。这是个转化过程，要从被别人「喜欢」，变成 被别人「信赖」，使自己成为国家未来方向感的凝聚点，这不能使分歧消失，但可使分歧转弱，甚至将其转化到有建设性的方向。

但非常可惜的，「马英九神话」却像近代许多国家一度神话的人物，都快速的被自己的表现脱掉了光彩。马政府上台迄今不到半年，由于种种风格与能力的失误，支 持度遂快速下跌，迄今只剩百分之二十二、三，不满意的反而暴增到百分之六十八、九。这已印证了一个道理，若一个人一度曾普遍被视为大家的希望，则这种希望 落空后所出现的失望就会格外快速且巨大。

而「马英九神话」崛起之际，不但笼罩了台湾本地，它甚至扩散到港澳、中国大陆及其他华人地区，北京当局也因而认为两岸和平对话及双赢也出现契机。但由陈云 林抵台进行两岸协商的混乱失控甚至暴力有理，以及最后草草了事的「没有马陈会的马陈会」，台湾之外所有的华人地区已开始怀疑台湾政府有效治理，甚至规范最 基本秩序的能力。连续五天的暴力失控，打人有理，政府畏首畏尾的让步，已使得「马英九神话」的外部效应也告荡然无存。

因此，今天的台湾，可以说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危险期。由于当政者自己缺乏核心理念，而只会这个不得罪，那个也讨好的和稀泥，这等于是主动的把台湾未来发展及 两岸关系的话语权袖手让渡了出去。由于民进党不费吹灰之力，就无抗力的主宰了话语权，于是它遂能随机的制造日程表，例如民进党自己执政时说「台独不可能就 是不可能」，现在则可高喊「一边一国」；以及倒果为因的为暴力制造合理的理由。这是典型的台湾式的东拉西扯，结果则是造成台湾式的民主乱象与无政府暴力蔓 延。

最近美国大选，欧巴马获胜。英国《经济学人》在评论布希功过时，即指出布希任内最大的特色，乃是「敌人再也不怕他，朋友再也看不起他」。去年，美国谈判专 家，哈佛教授尤瑞（William Ury）出新书。他即指出，人在世上，无论为了讨好或害怕，凡对自己不同意的主张曲意附和，这都是懦弱的象征，它只会让人轻视。人必须根据自己相信的进步 核心价值，清楚的说出自己可感动人的主张及方向感，只有如此始能为人们的福祉创造条件。

被人「喜欢」可以造就神话，但造就不出社会的方向感与长治久安。因此，「马英九神话」对内外皆告解体，这固然使人懊恼，但却也未必不是个转机。受人「喜 欢」，可以当明星、可成偶像，但不能治国治事。当神话解体，可能才会重新自我省视，在智慧、能力、担当、决断，以及更有条理的话语权问题上努力。从这个角 度看，神话解体，未尝不是件好事！

陈云林历史性的访台，结果引发岛内十年来最惨烈的流血冲突，5日的晶华酒店围攻事件与6日深夜火光冲天的暴动，成为了人们对二次陈江会最深刻的记忆。自然，在肉搏战中被牺牲掉的已经远远不止“大三通”给两岸带来的重大意义了。

冲突之后，归于平静，人们免不了要找“凶手”，毕竟台北街头一张张警察和民众布满血痕的脸诉说着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而作为蓝绿恶斗趋向社会断层之际，马英九政府的种种过失与民进党全面激进化是最醒目的“祸首”，但是也因为冲突的过程与结果过于悲壮、血腥，致使理性辨析真相变得异常艰困，更多的是情绪化地谩骂和人身攻击，由马英九和蔡英文这两大政治领袖往下的相互指责开始，台湾陷入了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最分裂的时期。

蓝绿两党素来缺乏互信基础，这是所有台湾政治研究者的共识，而没有互信的现实表现方式就是猜忌，将对手一切行为都假定为具有恶意，然后启动政治筹划与动员。不幸的是，马政府和民进党都在这次惊天动地的冲突中暴露了各自的，也是系统的危机，并一再地循环往复。所以，逻辑上，因为有晶华事件的震撼，导致次日马英九临时拍板提前接见陈云林，使民进党的政治动员失去既定目标，试图避免下午可能会发生的暴力冲撞。而民进党秘书长王拓一番“我们被耍了”的激愤，也顺理成章地把受到马政权欺骗的人民，带上街头发泄不满，最终为出现夜幕上的血泪，找到了合适的理由。但是，认真比对细节又会觉得，事实并非那么简单。

种种迹象显示，在两起严重暴力事件发生前，马政权的所作所为就已然出现了冲突的端倪。比如为迎接陈云林，内政部净空了一整条高速公路，然后警察大规模收缴抗议者手持的中华民国国旗，而民意终于在警方非法闯入唱片行之后爆发了。这一切都为民间忿恨的情绪埋下了致命的火药。

用倒带的方式回溯这些事件的根源，所谓集体焦虑当然是原因之一，反对势力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陈江会外，加上经年累月下的猜忌惯性，诛心之论也就在所难免。然而直到事发后的此刻，蔡英文提出朝野应当对话，主流舆论方才大声疾呼蓝绿不能继续升级”民主内战”了。但问题是，除了没有对话造成的隔膜，还有没有别的原因？难道朝野对话了，误会解除了，陈云林停留的台北市就能安静祥和了？

有细心人发现，自9月份开始，马英九政府的部长们突然变得沉默了，从行政院高官以下，内阁成员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直至张铭清台南被殴，总统震怒。这位宅男型领袖才恍然大悟，原来在这漫长的两个月里，国安会、新闻局、陆委会都没有向人民宣导过陈江会的重要性，以及陈云林来台访问的历史意义。以至于，事后还有人认为陈云林访台是马政府“卖台”的第一步，全然不顾四项协议里，没有一个与主权、统独有关的。

多数人民（包括绿营群众）对陈云林的到访，反应是错愕的，表情是惊讶的，举动是不知所措的。那么，马政府的部长们为什么不告诉人民，陈云林来干什么，政府要与他谈什么呢？抑或者为什么人民会对政府如此不信任呢？这就是马政府系统性恶性循环下导致的统治危机。还记得么？自520之后，马政府的部长们说错了多少话？又在多少事关人民福祉的内政、民生、财经政策上耍嘴皮子？加上技术官僚全面班师回朝，看长官脸色办事成了马英九时代的政治显学，而技术官僚最杰出的特点就是最能服从上级长官的意志。

就这样，当行政团队根本无法与人民沟通，或者压根找不到有效沟通模式的情况下，反倒多说多错，动辄遭到媒体羞辱、调侃、嘲讽，那为什么不闭紧嘴巴呢？至少不说话，媒体抓不到把柄，也就没新闻可炒作了嘛。所以，基于，马政权严重失范，执政能力备受质疑，官僚人人自危的背景下，陈云林一行在资讯高度发达的台湾社会，竟然还有许多的盲点。不要过分指责民进党蛊惑人民，因为两岸关系牵动着台湾社会最敏感的那根神经，资讯的不对称会演变为人民对政府决策“密室化”的怀疑，只能单向加深非蓝群众对这位“看上去不够爱台湾”的总统发自肺腑的问号。这是极具台湾特色的政治现象。

要打开民进党趋于暴力化的同心锁，钥匙就握在马英九和蔡英文手中。客观上人民的愤怒与局外人感觉，加剧了民进党走向暴力的速度。诚然在野党的暴力化是对代议制民主体系最深刻的摧毁，但是为什么体制内没有在野力量表达意见的有效渠道？更致命的是，本来应该享受好处的人民，为什么会认为自己被出卖了？显然，这是比单纯谴责暴力，更需要一个政权反思的问题。

陈云林安全返回了北京，这对提心吊胆看着一波又一波骇人冲突场面的海协会代表团成员而言，能安全回京，显然比陶醉于见证历史的飘然更为迫切。然后，人们很 自然会想到，回到北京的陈云林，会向胡锦涛及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汇报些什么呢？是汇报自己被绿营暴徒围困在晶华酒店内的寂寞与怅然，以此突显马政府待客不周？还是对全面暴力化的民进党落井下石，暗示中共高层在未来的对台工作中彻底边缘化民进党，将其扫入历史的黑洞？

一般而论，陈云林离台前的那句“做同样的事，你们要比我们难得多”的感慨，被视为陈会长体认到了台湾高度复杂的政治形势，两岸关系的改善并没有因为台独政 权下台而好多少。反倒是开启两岸新局的国民党现政权史无前例地软弱无能，拱手将议题主导权送给反对党，终至酿成不可挽回地暴力结局，也为辛辛苦苦开创的历史新页沾上了一滴难以淡化的血迹。

马政府的弱势与民进党的暴力，无疑是此次陈云林见识到的最真实的一手素材，这对奋斗了十五年的陈云林来说，身临其境之真切感受是此前身在北京纸上谈兵比不上。面对岛内蓝绿厮杀近乎癫狂的失序气氛下，外媒倒是对中共对台政策日趋灵活褒奖有加，有论者更感叹，沉浸于互殴激烈的“内战”中，台湾要如何应对越来越富有弹性的中共对台工作？所谓中华民国主权问题寸步不让的坚定，在海基会谈判人才明显居于下风之际，赖幸媛在陈云林面前更像是个小学生聆听长辈训话的青涩， 马英九的那句保证，又有几个人会真的相信呢？博弈是需要实力与魄力的，但很遗憾，马政权缺的也正是这些东西。

南方朔早前撰文，指出了北京当局对台湾一向有“政权歧视”，它会加持蓝色政权，不加持绿色政权。如果过去因为台独等诸多因素，导致这种“政权歧视”是对台政策的必然取向的话，那么面对走向街头政治，并展现暴力抗争底色的民进党，北京又该如何是好呢？

台湾民间有识之士倒是呼吁，北京在民进党快速沉沦的当下，不仅不应见猎心喜，还应哀矜勿喜。在该党已经失去政权之后，台独对两岸关系造成的即时威胁不复存在，大陆是否可以认真考虑放弃以民进党抛却台独党纲，党际交往才会开始的既定立场。让更多对台官员和智囊，在不受政治外力干扰的前提下，接触一些独派人士，甚至是深绿急独狂热份子，同时也让至今对大陆不甚了了的绿营人士来大陆走走看看。毕竟只有接触才能了解，而相互了解又是互谅互让的关键。

当然，这种声音早就存在，但从台北两起严重流血暴力事件后，中共对台战线上几位指标性的权威学者，率先撰文攻击民进党，并斥责其必然会“泡沫化”、“边缘化”，不免令人忧心，如此论调是否已经是北京决策高层的一种态度表露？若真的如此，彻底踢开民进党后的对台工作将如何进行，还是继续片面强化国共合作关系，将民进党及其所代表的五百万台湾人民（以总统大选谢长廷得票计）都放弃掉？

对台工作开拓进取是长期性且不可能速成的，主张先经济后政治，稳步推进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北京，除了保持政策的弹性、灵活性，是否还需要一点耐心和同理心呢？或者说对台工作也应该解放思想，讲究科学发展观？

陈云林走了，但他留下的动荡和争议依然在持续，且暂时看不到停歇的迹象。11月6日，通过网络串联的巨大辐射力，来自台湾大学、国立政治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等六十多所高等学府的大学生与中央研究院诸多知名社会学者一起，在中华民国行政院门口静坐。这群学生旨在要求总统马英九与行政院长刘兆玄，针对近日发生在台北市抗议活动中警方粗暴执法引发的践踏人权与防卫过当行为公开道歉，并撤换国安局长、警政署长。但这仅仅是学生对混乱时局的短期目标，本次学生抗议运动的核心在于，争论已久的《集会游行法》是否应该修正，完全落实《中华民国宪法》第十四条：人民有集会与结社之自由。

集游恶法是怎样炼成的？

在【圆山筑梦】第四篇中，我有提到马政府的公权力前倨后恭，关键原因是警方执行《集会游行法》的标准忽高忽低，结果导致暴民觉得警察好欺负。就法律理论而言，一部法律既然已经生效，就应当被遵守和执行，不论法律本身是否具有正当性，这是法治社会的重要基石。然而，台湾的现状远远没有这么简单，从围攻晶华酒店，到1106台北暴动，期间社会各界针对《集会游行法》的不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但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为什么一部违反宪法的法律可以长期存在，并成为国家机器施暴的法律依据？

这就要从《集会游行法》（下文统称：集游法）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政客的既得利益说起。根据台湾《集游恶法修法联盟》的资料显示，1948年，国民党制定的《戒严法》，授权戒严地域内，最高司令官可以停止集会结社及游行请愿、必要时得解散的权力；1949年，警备总部也颁布了《台湾省戒严时期防止非法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罢市、罢业等规定实施办法》；1987年解严，但宪法的《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仍然继续有效，对集会游行的管制，改以1988年1月通过的《动员戡乱时期集会游行法》取代，1991年5月，李登辉宣布终止动员勘乱，但只是把集游法的“动员勘乱时期”字样拿掉，而成为今天的《集会游行法》。

由此，人们不难发现，集游法本身仍然保留着戒严时期独裁政权压制人民集会自由的痕迹，且这样的条文体现的就是集游法的立法宗旨，所以人民一般习惯称其为“集游恶法”。而台湾人众口铄金般认为的“违宪”，指的是1998年1月23日中华民国司法院大法官会议裁定《集游法》第二条、第三条及第十一条之规定，与《中华民国宪法》保障集会自由之意旨不符，判决该法违宪。

1998年大法官针对集游法的释宪，与今年6月20日宣判《人民团体法》违宪，目标指向都是“人民有主张共产主义或分裂国土之言论的宪法权利”。（详见《中华民国扫除党禁最后一道障碍》一文）。但是，大法官对集游法的核心——核准制是否违宪，没有给出明确答复。以至今时今日造成人民与政府各说各话，法律的严肃性在口水和鲜血中荡然无存。

蓝绿两党公然对抗宪法 人民岂会相信法律？

但无比讽刺的是，当年坚决反对用集游法限制人民宪法权利的民进党，上台执政后表现出与国民党政权如出一辙的嘴脸。如今再度做回在野党，蔡英文等人还有什么脸骂集游恶法？说到集游法，必须要点的人物莫过于陈水扁那位残障夫人吴淑珍，当年吴淑珍代替身处国民党黑牢中的陈水扁竞选立委，高票当选。针对国民党暗渡陈仓通过集游法，吴淑珍女士严厉谴责：“集游法是假借『保障』集会游行之名，行『限制』集会游行之实，不符合宪法第二十三条之比例原则，应属违宪。”

另一边的国民党也没好到哪里去，从中央党部到立法委员都消极抵制修改法律条文，到了现在，面对民进党暴力化倾向越发严重，想要马政府修改集游法，放松对集会游行的管制，用膝盖想都知道答案。蓝绿两党都尝到过拥有权力后的无上滋味，而集游法本身就是为统治者量身定做的。让执政党把到手的肥肉再吐出来，这和与虎谋皮有什么分别？

网络学运兴起 颠覆统治者与媒体的话语霸权

这场发迹于行政院门口的学生静坐，直到11月7日傍晚，台北市警方出动优势警力以违反集游法为由，强制驱离。学生们转移至中正纪念堂前的自由广场继续静坐。但是，令马英九政权万万想不到的是，参与静坐的大学生就在抗议现场架设LIVE直播，运用Yahoo！LIVE系统将即时画面传送出去，并组合应用PTT、BBS、blog与twitter等传播手段发出属于学生的声音，更奇特的是动用现场6名DJ翻译成台语、英语、日语，引来美国、荷兰、日本网友的关注，还触发了高雄市的大学生积极响应。

但是抗议活动却惹来台湾主流媒体的非议，多家拥有鲜明政治立场的电视台、报纸播发指责民进党幕后煽动，大学生被政客利用了等报道，片面地为这场网络学运定调。之后，静坐学生再次利用网络优势，反驳主流媒体的污蔑，并采取行动驱逐赶到静坐现场假惺惺插花的政客。这一代台湾学生继承了野百合学运的衣钵，发挥现代科技的传播魅力，达到了仰赖主流媒体偏见性报道远远不能获得的效果。

集会游行乃宪法赋予之人权 何须政府审查？

回到集游法最核心的争执，集会游行到底需不需要经过政府审批？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中华民国宪法明文规定人民有集会游行之自由，而且司法院大法官也早就在宪政层面为立法院修正法律提供了专业解释。

此次陈云林访台引发的警察滥用暴力、执法过当的民怨是民间对统治集团长期扭曲宪法的条件反射。对此中华民国大法官于1998年1月23日颁布的《第四四五号宪法解释文》认为，国家在消极方面应保障人民有此自由而不予干预，因为会走上街头的人民都是不容易接近或无能力使用媒体资源之人，聚众集会游行乃保障平民充分表达意见之重要渠道。所以在宪法层级上讨论集游法，他的存在就是对时代的反动。

至于修正集游法后，是否会变相纵容街头暴民政治泛滥成灾？也不会。因为中华民国刑法已经涵盖了集游法中对违反社会公共秩序，甚至暴力活动的制裁手段。集游法的存在只是在本已复杂微妙的法律结构上继续迭床架屋，且本质上就是执政者不愿放弃权力所致。中华民国没有新闻出版法、没有宗教法，因为他们都是宪法赋予的自由与人权，制定法律约束这些的行为，其本身就是违宪的。但偏偏集会游行需要立法，并且反过来授予执政者压制人民的权力，这岂不是对法治社会莫大的讽刺吗？

当然这么说不是指这些学生，还有多数台湾民间群体就要求彻底废除集游法，任何事物都需要适当的管理，特别是在眼下暴力横行的特殊时期，但集游法的宗旨必须从许可制（向政府申请并获得许可）变更为报备制（只须通知政府，不必得到政府同意），这个方向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一一○六学生静坐行动官方网站

自由广场静坐现场LIVE

静坐现场相片集

对学生静坐的十万个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