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会昨晚经过了马拉松辩论，最终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对雷曼迷你债券引发香港金融衍生产品涉嫌欺诈消费者之事件，行使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 ，强制要求政府财金高官及涉及销售雷曼产品的本地银行到立法会接受议员聆讯。不过我要先从与闾丘露薇观点接近的香港《信报》社论争议事件说起。（《信报》乃香港优质财经专业报纸的先驱。）

一、行政、立法再较量 港府权威输到底

十月，曾荫权在施政报告引出的生果金（敬老津贴）风波，其中决策的出尔反尔、前后矛盾已经赔上了特区政府的颜面，不料近日的形势令弱势政府再遭重大打击，争吵了2个多月的雷曼事件是一例，连带外佣税减免牵扯出立法会议员提案涉嫌抵触《基本法》，恐怕会惹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而且和礼宾府（煲呔办公室）对抗的还是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这下子，立法会和曾班子是彻底卯上了。习近平副主席当初期许的和谐，非但没有降临香江，反倒在金融危机下，使得立法会与政府的关系雪上加霜。

光棍节那天的香港《信报》播发社论，题为《运用特权条例理据何在？》，全文历数特权条例一旦通过，将会使香港银行业的商业机密与政府的机密不保，因为这个特权可以令立法会独立调查委员会获得法庭一般的权威，港府从一开始就持抵触情绪，特区高官频频喊话，呼吁议员要以大局为重，不要作出危害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傻事”。

诚如闾丘昨晚所言，曾班子原来期待本港最大的亲政府政党——民建联投下反对票，挫败以泛民主派和独立议员为攻守联盟的“主战派”，为政府充当缓冲器，但光棍节那晚数百位雷曼苦主包围民建联总部，甚至下跪，变相逼迫仍需考虑直选问题的民建联高层犹豫不决，最终这个保皇党选择了不忤逆民意，顺水推舟。

但是民建联的退守令香港东亚银行主席、功能界别金融界议员李国宝连日来的游说，宣告失败。而《信报》在该篇社论中也认为：“立法会运用权力及特权条例追查雷曼事件对苦主的帮助不大，而为何要运用条例的目的也并不明确，一旦动用条例展开聆讯，整个程序将会冗长不堪，苦主可以获得赔偿的时机只会一拖再拖，立法会希望藉聆讯达到什么目的却含糊不清，衡量得失，我们认为立法会不应该轻率动用权力及特权条例。”

据此针对《信报》社论的公正性及辨析事态的立场出现了大范围的质疑，有人肯定奇怪，这种论调文汇、大公没少写，干嘛偏偏指责《信报》？这就要归功于信报创办人林行止先生在报界的威望与人格魅力了，因为在他和他夫人骆友梅的悉心呵护下，《信报》成长为了香港屈指可数的政经权威媒体，林行止先生不畏权贵、秉笔直书的个性也逐渐变成了《信报》的无形资产。

于是，坊间认为《信报》社论执笔人是否真的知道雷曼迷你债券的问题核心？抑或者故意混淆视听、强词夺理？平心而论，无论是《信报》社论提醒社会要注重处理效率与保护香港金融业的地位，还是闾丘所说的“会吵的孩子有奶喝”，都是希望社会勿走极端，政党与政客不要只向选票看齐，还应该思考如此行为会给香港带来什么样的后遗症。

好了，回到雷曼事件启动立法会特权调查的核心，到底政府、银行、议员、苦主在争什么，为什么一个金融海啸投资失败，血本无归的案例会招致社会如此动荡，人心这般浮躁，局面那么诡异？

二、政府软骨 银行钻营 议员炒作 苦主偏激

今天的《明报》上有一则张学友的新闻，读来颇为有趣，报道说原本只会做定期存款的张学友，受不住银行职员的游说，投资了雷曼产品，结果损失惨重，输掉了一半投资。与他同病相怜的还有曾志伟，据说输的比张学友还要惨。从闾丘的描述中，我们的印象会是，因为雷曼倒了，欠债的不见了，所以苦主们就要吵要闹，而另一些在海啸中也损失惨重的人，由于没发生倒闭的问题，所以也吵不起来。然，实情真的如此么？

张学友的经历是此次大多数雷曼苦主选择走向街头、包围政党、诉求议员的最主要原因。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雷曼迷你债券是什么东西，而银行的销售人员只片面宣传产品的惊人获利、高额回报等等，巧舌如簧的程度连保险业务员都自叹弗如。据目前已知的资料显示，雷曼当初与销售银行达成的回佣比例是非常诱人的，甚至不排除银行从中赚取暴利的可能性。那么在利益驱使下，银行推动前方销售人员招揽客户，也是合情合理的。而雷曼债券本身复杂、艰涩的投资结构是普通人很难看得懂的。

正因为投资产品过于生涩、专业，所以才需要政府金融部门严格监管，以防不法商人借机坑骗市民。但是雷曼事件从一开始就暴露了政府监管不当，金管局、证监会、财政司个个失职，导致港人如今听到金融衍生产品就唯恐避之不及。香港金融中心的招牌所以会蒙尘，政府实乃最大的祸首。

所以《信报》社论会招到非议，根本原因就是他依然呼吁苦主要相信政府，勿使民粹政客借机生事，进而扰乱苦主与银行的谈判，令问题更难处理。但现在的局面是，苦主根本不相信政府，在他们眼里，政府高官都是老爷，且与银行家眉来眼去、关系暧昧，这种事前不管、事后乱管的官僚岂会帮平民百姓伸冤？

当然银行方面已发现，一些过往信用记录本来就差劲的“老油条”也想趁着雷曼事件来浑水摸鱼，利用多数苦主急迫的心理，向银行狮子大开口，找机会敲竹杠。但这不能作为污名化雷曼苦主的理由，毕竟这数以万计的人中，大多数都是受到银行推销员的误导，甚至欺骗后，作出的错误投资决定。所以在四方博弈的棋局中，苦主属于绝对弱势群体，而直选议员又是唯一能够代表他们在立法会讨回公道的力量，所以即便保皇如民建联都不敢“顶风作案”，在这种时候去帮政府的忙。除非他们想在日后的选举中，拱手送票给反对派。

所以，基于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我不同意闾丘的政党与政客都被民意绑架这一看法，尤其是“民意虽然有的时候是大多数，但是大多数并不代表正确”，此话本身正确，但不适用于雷曼事件上，更不能将其作为解读苦主包围民建联总部，改变该党投票倾向的依据。毕竟政府疏于监管致使体制性漏洞长期得不到修补，并直接危害公权力的信用在先，才有之后苦主找上立法会议员，用耗时漫长的方式讨回血汗钱，这里的因果关系不容颠倒。苦主不是毫无过错，但把责任全部推倒苦主身上，忽略事件背后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规律，也是欠妥的。

香港要稳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必须承受金融海啸带来的阵痛，由此才能发现这个中心的地基是否已经夯实，基础是否牢固，没有这样的试炼与磨砺，香港的金融业怎么能与纽约、伦敦比肩，并超越他们？

有句话憋在心里已很久，总是忍住不说出来，害怕会造成伤害。但眼看台湾形势日益不堪，恶兆加深，这句话已到了不忍说，但还是不得不说的时候，那就是过去由 于机缘凑巧而形成的所谓「马英九神话」，现在已到解体的时候。马政府甚至国民党，如果不能对当今形势做出痛定思痛的反省和觉悟，更加积极有为，则台湾乱象 深化与扩大，必将不知伊于胡底！

所谓「马英九神话」，指的是马英九过去赖以成长的各种元素所堆砌而出的人们对他的想像：他形象清新体面，不同于那些年龄太大的党政官僚；他清廉节省与黑金 大概沾不上边；他也擅于透过媒体表达那种与都市中产阶级相同的价值取向。这些想像使他成为为国民党当政时人们对国民党不满意下的最好出路，于是他遂能在国 民党内迅速窜升；而到了民进党执政后，对比于恶形恶状的陈水扁，他的形象资本更加速累积，遂得以超高票当选。

但所有的神话形成都是过程，当神话达到高峰，这时候神话已高过使它形成的环境，它就必须靠自己来证明被人奉为神话是值得的。易言之，诸如能力、担当、胆 识、决断这些新的元素就开始变得重要。特别是对像台湾这种严重分歧，甚至敌对的社会，这些新的元素就格外必须。这是个转化过程，要从被别人「喜欢」，变成 被别人「信赖」，使自己成为国家未来方向感的凝聚点，这不能使分歧消失，但可使分歧转弱，甚至将其转化到有建设性的方向。

但非常可惜的，「马英九神话」却像近代许多国家一度神话的人物，都快速的被自己的表现脱掉了光彩。马政府上台迄今不到半年，由于种种风格与能力的失误，支 持度遂快速下跌，迄今只剩百分之二十二、三，不满意的反而暴增到百分之六十八、九。这已印证了一个道理，若一个人一度曾普遍被视为大家的希望，则这种希望 落空后所出现的失望就会格外快速且巨大。

而「马英九神话」崛起之际，不但笼罩了台湾本地，它甚至扩散到港澳、中国大陆及其他华人地区，北京当局也因而认为两岸和平对话及双赢也出现契机。但由陈云 林抵台进行两岸协商的混乱失控甚至暴力有理，以及最后草草了事的「没有马陈会的马陈会」，台湾之外所有的华人地区已开始怀疑台湾政府有效治理，甚至规范最 基本秩序的能力。连续五天的暴力失控，打人有理，政府畏首畏尾的让步，已使得「马英九神话」的外部效应也告荡然无存。

因此，今天的台湾，可以说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危险期。由于当政者自己缺乏核心理念，而只会这个不得罪，那个也讨好的和稀泥，这等于是主动的把台湾未来发展及 两岸关系的话语权袖手让渡了出去。由于民进党不费吹灰之力，就无抗力的主宰了话语权，于是它遂能随机的制造日程表，例如民进党自己执政时说「台独不可能就 是不可能」，现在则可高喊「一边一国」；以及倒果为因的为暴力制造合理的理由。这是典型的台湾式的东拉西扯，结果则是造成台湾式的民主乱象与无政府暴力蔓 延。

最近美国大选，欧巴马获胜。英国《经济学人》在评论布希功过时，即指出布希任内最大的特色，乃是「敌人再也不怕他，朋友再也看不起他」。去年，美国谈判专 家，哈佛教授尤瑞（William Ury）出新书。他即指出，人在世上，无论为了讨好或害怕，凡对自己不同意的主张曲意附和，这都是懦弱的象征，它只会让人轻视。人必须根据自己相信的进步 核心价值，清楚的说出自己可感动人的主张及方向感，只有如此始能为人们的福祉创造条件。

被人「喜欢」可以造就神话，但造就不出社会的方向感与长治久安。因此，「马英九神话」对内外皆告解体，这固然使人懊恼，但却也未必不是个转机。受人「喜 欢」，可以当明星、可成偶像，但不能治国治事。当神话解体，可能才会重新自我省视，在智慧、能力、担当、决断，以及更有条理的话语权问题上努力。从这个角 度看，神话解体，未尝不是件好事！

本文刊于2008年11月10日《纵横周刊》

陈云林历史性的访台，结果引发岛内十年来最惨烈的流血冲突，5日的晶华酒店围攻事件与6日深夜火光冲天的暴动，成为了人们对二次陈江会最深刻的记忆。自然，在肉搏战中被牺牲掉的已经远远不止“大三通”给两岸带来的重大意义了。

冲突之后，归于平静，人们免不了要找“凶手”，毕竟台北街头一张张警察和民众布满血痕的脸诉说着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而作为蓝绿恶斗趋向社会断层之际，马英九政府的种种过失与民进党全面激进化是最醒目的“祸首”，但是也因为冲突的过程与结果过于悲壮、血腥，致使理性辨析真相变得异常艰困，更多的是情绪化地谩骂和人身攻击，由马英九和蔡英文这两大政治领袖往下的相互指责开始，台湾陷入了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最分裂的时期。

蓝绿两党素来缺乏互信基础，这是所有台湾政治研究者的共识，而没有互信的现实表现方式就是猜忌，将对手一切行为都假定为具有恶意，然后启动政治筹划与动员。不幸的是，马政府和民进党都在这次惊天动地的冲突中暴露了各自的，也是系统的危机，并一再地循环往复。所以，逻辑上，因为有晶华事件的震撼，导致次日马英九临时拍板提前接见陈云林，使民进党的政治动员失去既定目标，试图避免下午可能会发生的暴力冲撞。而民进党秘书长王拓一番“我们被耍了”的激愤，也顺理成章地把受到马政权欺骗的人民，带上街头发泄不满，最终为出现夜幕上的血泪，找到了合适的理由。但是，认真比对细节又会觉得，事实并非那么简单。

种种迹象显示，在两起严重暴力事件发生前，马政权的所作所为就已然出现了冲突的端倪。比如为迎接陈云林，内政部净空了一整条高速公路，然后警察大规模收缴抗议者手持的中华民国国旗，而民意终于在警方非法闯入唱片行之后爆发了。这一切都为民间忿恨的情绪埋下了致命的火药。

用倒带的方式回溯这些事件的根源，所谓集体焦虑当然是原因之一，反对势力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陈江会外，加上经年累月下的猜忌惯性，诛心之论也就在所难免。然而直到事发后的此刻，蔡英文提出朝野应当对话，主流舆论方才大声疾呼蓝绿不能继续升级”民主内战”了。但问题是，除了没有对话造成的隔膜，还有没有别的原因？难道朝野对话了，误会解除了，陈云林停留的台北市就能安静祥和了？

有细心人发现，自9月份开始，马英九政府的部长们突然变得沉默了，从行政院高官以下，内阁成员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直至张铭清台南被殴，总统震怒。这位宅男型领袖才恍然大悟，原来在这漫长的两个月里，国安会、新闻局、陆委会都没有向人民宣导过陈江会的重要性，以及陈云林来台访问的历史意义。以至于，事后还有人认为陈云林访台是马政府“卖台”的第一步，全然不顾四项协议里，没有一个与主权、统独有关的。

多数人民（包括绿营群众）对陈云林的到访，反应是错愕的，表情是惊讶的，举动是不知所措的。那么，马政府的部长们为什么不告诉人民，陈云林来干什么，政府要与他谈什么呢？抑或者为什么人民会对政府如此不信任呢？这就是马政府系统性恶性循环下导致的统治危机。还记得么？自520之后，马政府的部长们说错了多少话？又在多少事关人民福祉的内政、民生、财经政策上耍嘴皮子？加上技术官僚全面班师回朝，看长官脸色办事成了马英九时代的政治显学，而技术官僚最杰出的特点就是最能服从上级长官的意志。

就这样，当行政团队根本无法与人民沟通，或者压根找不到有效沟通模式的情况下，反倒多说多错，动辄遭到媒体羞辱、调侃、嘲讽，那为什么不闭紧嘴巴呢？至少不说话，媒体抓不到把柄，也就没新闻可炒作了嘛。所以，基于，马政权严重失范，执政能力备受质疑，官僚人人自危的背景下，陈云林一行在资讯高度发达的台湾社会，竟然还有许多的盲点。不要过分指责民进党蛊惑人民，因为两岸关系牵动着台湾社会最敏感的那根神经，资讯的不对称会演变为人民对政府决策“密室化”的怀疑，只能单向加深非蓝群众对这位“看上去不够爱台湾”的总统发自肺腑的问号。这是极具台湾特色的政治现象。

要打开民进党趋于暴力化的同心锁，钥匙就握在马英九和蔡英文手中。客观上人民的愤怒与局外人感觉，加剧了民进党走向暴力的速度。诚然在野党的暴力化是对代议制民主体系最深刻的摧毁，但是为什么体制内没有在野力量表达意见的有效渠道？更致命的是，本来应该享受好处的人民，为什么会认为自己被出卖了？显然，这是比单纯谴责暴力，更需要一个政权反思的问题。

本文刊于2008年11月10日《纵横周刊》

陈云林安全返回了北京，这对提心吊胆看着一波又一波骇人冲突场面的海协会代表团成员而言，能安全回京，显然比陶醉于见证历史的飘然更为迫切。然后，人们很 自然会想到，回到北京的陈云林，会向胡锦涛及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汇报些什么呢？是汇报自己被绿营暴徒围困在晶华酒店内的寂寞与怅然，以此突显马政府待客不周？还是对全面暴力化的民进党落井下石，暗示中共高层在未来的对台工作中彻底边缘化民进党，将其扫入历史的黑洞？

一般而论，陈云林离台前的那句“做同样的事，你们要比我们难得多”的感慨，被视为陈会长体认到了台湾高度复杂的政治形势，两岸关系的改善并没有因为台独政 权下台而好多少。反倒是开启两岸新局的国民党现政权史无前例地软弱无能，拱手将议题主导权送给反对党，终至酿成不可挽回地暴力结局，也为辛辛苦苦开创的历史新页沾上了一滴难以淡化的血迹。

马政府的弱势与民进党的暴力，无疑是此次陈云林见识到的最真实的一手素材，这对奋斗了十五年的陈云林来说，身临其境之真切感受是此前身在北京纸上谈兵比不上。面对岛内蓝绿厮杀近乎癫狂的失序气氛下，外媒倒是对中共对台政策日趋灵活褒奖有加，有论者更感叹，沉浸于互殴激烈的“内战”中，台湾要如何应对越来越富有弹性的中共对台工作？所谓中华民国主权问题寸步不让的坚定，在海基会谈判人才明显居于下风之际，赖幸媛在陈云林面前更像是个小学生聆听长辈训话的青涩， 马英九的那句保证，又有几个人会真的相信呢？博弈是需要实力与魄力的，但很遗憾，马政权缺的也正是这些东西。

南方朔早前撰文，指出了北京当局对台湾一向有“政权歧视”，它会加持蓝色政权，不加持绿色政权。如果过去因为台独等诸多因素，导致这种“政权歧视”是对台政策的必然取向的话，那么面对走向街头政治，并展现暴力抗争底色的民进党，北京又该如何是好呢？

台湾民间有识之士倒是呼吁，北京在民进党快速沉沦的当下，不仅不应见猎心喜，还应哀矜勿喜。在该党已经失去政权之后，台独对两岸关系造成的即时威胁不复存在，大陆是否可以认真考虑放弃以民进党抛却台独党纲，党际交往才会开始的既定立场。让更多对台官员和智囊，在不受政治外力干扰的前提下，接触一些独派人士，甚至是深绿急独狂热份子，同时也让至今对大陆不甚了了的绿营人士来大陆走走看看。毕竟只有接触才能了解，而相互了解又是互谅互让的关键。

当然，这种声音早就存在，但从台北两起严重流血暴力事件后，中共对台战线上几位指标性的权威学者，率先撰文攻击民进党，并斥责其必然会“泡沫化”、“边缘化”，不免令人忧心，如此论调是否已经是北京决策高层的一种态度表露？若真的如此，彻底踢开民进党后的对台工作将如何进行，还是继续片面强化国共合作关系，将民进党及其所代表的五百万台湾人民（以总统大选谢长廷得票计）都放弃掉？

对台工作开拓进取是长期性且不可能速成的，主张先经济后政治，稳步推进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北京，除了保持政策的弹性、灵活性，是否还需要一点耐心和同理心呢？或者说对台工作也应该解放思想，讲究科学发展观？

陈云林走了，但他留下的动荡和争议依然在持续，且暂时看不到停歇的迹象。11月6日，通过网络串联的巨大辐射力，来自台湾大学、国立政治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等六十多所高等学府的大学生与中央研究院诸多知名社会学者一起，在中华民国行政院门口静坐。这群学生旨在要求总统马英九与行政院长刘兆玄，针对近日发生在台北市抗议活动中警方粗暴执法引发的践踏人权与防卫过当行为公开道歉，并撤换国安局长、警政署长。但这仅仅是学生对混乱时局的短期目标，本次学生抗议运动的核心在于，争论已久的《集会游行法》是否应该修正，完全落实《中华民国宪法》第十四条：人民有集会与结社之自由。

集游恶法是怎样炼成的？

在【圆山筑梦】第四篇中，我有提到马政府的公权力前倨后恭，关键原因是警方执行《集会游行法》的标准忽高忽低，结果导致暴民觉得警察好欺负。就法律理论而言，一部法律既然已经生效，就应当被遵守和执行，不论法律本身是否具有正当性，这是法治社会的重要基石。然而，台湾的现状远远没有这么简单，从围攻晶华酒店，到1106台北暴动，期间社会各界针对《集会游行法》的不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但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为什么一部违反宪法的法律可以长期存在，并成为国家机器施暴的法律依据？

这就要从《集会游行法》（下文统称：集游法）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政客的既得利益说起。根据台湾《集游恶法修法联盟》的资料显示，1948年，国民党制定的《戒严法》，授权戒严地域内，最高司令官可以停止集会结社及游行请愿、必要时得解散的权力；1949年，警备总部也颁布了《台湾省戒严时期防止非法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罢市、罢业等规定实施办法》；1987年解严，但宪法的《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仍然继续有效，对集会游行的管制，改以1988年1月通过的《动员戡乱时期集会游行法》取代，1991年5月，李登辉宣布终止动员勘乱，但只是把集游法的“动员勘乱时期”字样拿掉，而成为今天的《集会游行法》。

由此，人们不难发现，集游法本身仍然保留着戒严时期独裁政权压制人民集会自由的痕迹，且这样的条文体现的就是集游法的立法宗旨，所以人民一般习惯称其为“集游恶法”。而台湾人众口铄金般认为的“违宪”，指的是1998年1月23日中华民国司法院大法官会议裁定《集游法》第二条、第三条及第十一条之规定，与《中华民国宪法》保障集会自由之意旨不符，判决该法违宪。

1998年大法官针对集游法的释宪，与今年6月20日宣判《人民团体法》违宪，目标指向都是“人民有主张共产主义或分裂国土之言论的宪法权利”。（详见《中华民国扫除党禁最后一道障碍》一文）。但是，大法官对集游法的核心——核准制是否违宪，没有给出明确答复。以至今时今日造成人民与政府各说各话，法律的严肃性在口水和鲜血中荡然无存。

蓝绿两党公然对抗宪法 人民岂会相信法律？

但无比讽刺的是，当年坚决反对用集游法限制人民宪法权利的民进党，上台执政后表现出与国民党政权如出一辙的嘴脸。如今再度做回在野党，蔡英文等人还有什么脸骂集游恶法？说到集游法，必须要点的人物莫过于陈水扁那位残障夫人吴淑珍，当年吴淑珍代替身处国民党黑牢中的陈水扁竞选立委，高票当选。针对国民党暗渡陈仓通过集游法，吴淑珍女士严厉谴责：“集游法是假借『保障』集会游行之名，行『限制』集会游行之实，不符合宪法第二十三条之比例原则，应属违宪。”

另一边的国民党也没好到哪里去，从中央党部到立法委员都消极抵制修改法律条文，到了现在，面对民进党暴力化倾向越发严重，想要马政府修改集游法，放松对集会游行的管制，用膝盖想都知道答案。蓝绿两党都尝到过拥有权力后的无上滋味，而集游法本身就是为统治者量身定做的。让执政党把到手的肥肉再吐出来，这和与虎谋皮有什么分别？

网络学运兴起 颠覆统治者与媒体的话语霸权

这场发迹于行政院门口的学生静坐，直到11月7日傍晚，台北市警方出动优势警力以违反集游法为由，强制驱离。学生们转移至中正纪念堂前的自由广场继续静坐。但是，令马英九政权万万想不到的是，参与静坐的大学生就在抗议现场架设LIVE直播，运用Yahoo！LIVE系统将即时画面传送出去，并组合应用PTT、BBS、blog与twitter等传播手段发出属于学生的声音，更奇特的是动用现场6名DJ翻译成台语、英语、日语，引来美国、荷兰、日本网友的关注，还触发了高雄市的大学生积极响应。

但是抗议活动却惹来台湾主流媒体的非议，多家拥有鲜明政治立场的电视台、报纸播发指责民进党幕后煽动，大学生被政客利用了等报道，片面地为这场网络学运定调。之后，静坐学生再次利用网络优势，反驳主流媒体的污蔑，并采取行动驱逐赶到静坐现场假惺惺插花的政客。这一代台湾学生继承了野百合学运的衣钵，发挥现代科技的传播魅力，达到了仰赖主流媒体偏见性报道远远不能获得的效果。

集会游行乃宪法赋予之人权 何须政府审查？

回到集游法最核心的争执，集会游行到底需不需要经过政府审批？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中华民国宪法明文规定人民有集会游行之自由，而且司法院大法官也早就在宪政层面为立法院修正法律提供了专业解释。

此次陈云林访台引发的警察滥用暴力、执法过当的民怨是民间对统治集团长期扭曲宪法的条件反射。对此中华民国大法官于1998年1月23日颁布的《第四四五号宪法解释文》认为，国家在消极方面应保障人民有此自由而不予干预，因为会走上街头的人民都是不容易接近或无能力使用媒体资源之人，聚众集会游行乃保障平民充分表达意见之重要渠道。所以在宪法层级上讨论集游法，他的存在就是对时代的反动。

至于修正集游法后，是否会变相纵容街头暴民政治泛滥成灾？也不会。因为中华民国刑法已经涵盖了集游法中对违反社会公共秩序，甚至暴力活动的制裁手段。集游法的存在只是在本已复杂微妙的法律结构上继续迭床架屋，且本质上就是执政者不愿放弃权力所致。中华民国没有新闻出版法、没有宗教法，因为他们都是宪法赋予的自由与人权，制定法律约束这些的行为，其本身就是违宪的。但偏偏集会游行需要立法，并且反过来授予执政者压制人民的权力，这岂不是对法治社会莫大的讽刺吗？

当然这么说不是指这些学生，还有多数台湾民间群体就要求彻底废除集游法，任何事物都需要适当的管理，特别是在眼下暴力横行的特殊时期，但集游法的宗旨必须从许可制（向政府申请并获得许可）变更为报备制（只须通知政府，不必得到政府同意），这个方向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一一○六学生静坐行动官方网站

自由广场静坐现场LIVE

静坐现场相片集

对学生静坐的十万个为什么